摘要：如果說華夏文明是一棵大樹，道、術是樹干，禮儀、衣冠便是它的枝葉，雖不等同于根本，卻可通于根本。我們要進入傳統的精神世界，具備了放眼全局的文化視野，才能全面的把握住漢服的文化意義，那么，不妨先解釋一下“華夏文明”四個字的字面含義。

服以載道，表里為一

由于漢服的興起，并非是在一個已經成型的學科體系指導下出現的，而是伴隨著民族意識的復蘇、傳統意識的回歸、傳統信仰的重建等等多種因素出現的一種社會運動，因此，自其開始，就始終伴隨著思想闡發的議題。數百年的文明沒落，導致漢服者對漢服的認識以及在復興實踐中秉承的思維，與華夏傳統尚有一定距離，遠遠達不到往古圣賢站在天地人之道的角度制禮作樂那樣的高度，亦沒有傳統士大夫對圣賢之道的領悟。漢服，根本不具備古琴、民間技藝那樣的師承關系，所以，早期的漢服提倡者便充當了拓荒者的角色。在這種情形下，對漢服復興的思想闡發和理論體系的構建，實質上是追尋華夏之道的探索過程，而漢服復興要長期開展，缺乏的就是支撐它的體系——學理。

如果說華夏文明是一棵大樹，道、術是樹干，禮儀、衣冠便是它的枝葉，雖不等同于根本，卻可通于根本。我們要進入傳統的精神世界，具備了放眼全局的文化視野，才能全面的把握住漢服的文化意義，那么，不妨先解釋一下“華夏文明”四個字的字面含義。

《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孔穎達疏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渡袝x·舜典》疏曰：經天緯地曰文，臨照四方曰明。

文，通紋，這個字的本意指事物的內在紋路，引申為事物內在的道理。文，又如何是經天緯地的含義呢，它分為天文和人文：這里天文二字的含義與現代語境中指純科技的天文不同，而是指天地自然內在的道理，人文是人類社會的運行之道，而圣賢體察到了這種道，便用它來教化百姓，以期天下人都合乎道德禮義。故而，《周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體察到的合乎天道立足人道的文，來化成天下，就叫做“文化”，這種立足于道而弘揚道的文化四方的精神，就像日月臨照四方一樣，叫做“明”。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是一句被同道引用過無數次的話。為何中國的文明精神，行之于衣冠禮儀，才是華夏呢？弘揚大道，空口談論道德仁義發揮不了多少實際作用，需要用具體的器物來承載它，才能變得直觀，才能植根于社會現實，而后形成人們樂于接受的活生生的文化形態。

《周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在其本源上，是上古圣王用以化成天下的器物，寓有人之為人的美好德行；禮儀是其運用的治術，冠、婚、喪、祭等各種禮儀承載著道德勸導的功能。

衣冠禮儀是用來承載大道的。漢服，僅僅是一層表皮嗎？把漢服視為一種表層現象，去爭論它與文化內涵的關系，更有甚者，為漢服與內涵誰更重要爭吵不休，這只能說是不了解漢服的表現。

漢服三義之新解

根據漢服復興運動數年來的發展脈絡，筆者曾提出漢服群體大致形成了三個流派，即重視民族性者、傾向禮儀風俗者和展現服飾美感者，他們分別對應的是漢服的三種特點——民族、禮俗、審美。在拙作《審美、象征與禮法——認識漢服的層面》和《否極泰來、重開氣象——漢服興起歷程及展望》已有相關論述，讀者可查看。本文這一部分是對三義做出的更深廣的闡發。

將這三種特點置于漢服所處的禮學中思考，逆向推理它所本的文明精神，有助于我們超越無謂的派系紛爭，獲取廣闊的視野。荀子在其著作《禮論》中提出過“禮有三本”的思想，具體解釋如下：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禮有三個根本：天地是化生文明的根本，祖先是民族延續的根本，君政先師是社會治理的根本。沒有天地，文明如何化生？沒有祖先，民族從哪里產生？沒有君政先師之道，怎么能使社會井然有序？這三樣即使部分地缺失了，也不會有安寧的人民。所以禮，上事奉天，下事奉地，尊重祖先而推崇君師之道。這是禮的三個根本。

一、天地者，生之本也。漢服的服制、美感乃至其道義內涵化自于天地。人乃天地化育而出，人類文明也化自于天地，人的審美感受和德行踐履來自于對天地的理解。

1、服制：圓袂以應規，交領以應矩，闊袖交領取法于先民天圓地方的觀念，漢服的紋飾、色彩也均是取法自然的。

2、美感：由于華夏傳統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路，人們的審美觀念也由此而來，容易對符合天地自然的事物產生美的感受。漢服的這種美感，是吸引很多人認同它的重要原因。

3、道義：天圓地方的認知，并不是一種古老的錯覺，我們并不只因它是傳統的才尊重它。《禮記· 》對圓袂、交領和后背垂直中縫這樣解釋：“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可見，漢服化自于天地的結構里，也包含著人們應當踐履本于天地之道的道德。外圓而內方，圓潤而剛強，方正而厚重，漢服所載之道也。

二、君師者，治之本也。圣賢制禮，以安天下。圣賢體察到了天地人的大道，為了弘揚之，便以衣冠承載道的器物，以禮儀為弘揚道的方法。衣冠整，而禮儀齊，人們了解并認同了衣冠，才能體悟到禮儀本于人情、整飭人際與和合天人的作用。

三、先祖者，類之本也。禮學三本的這一本是類別之本，體現在漢服方面則是指漢服具有的民族性。

1、本于民族：在漢服復興的歷史中，民族性始終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對于很多同道來說，可謂是他們投身于漢服事業的原動力。

2、進于文化：漢服連同它背后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通過禮儀的方式，將文化傳承與個體的生命歷程融合為一體。漢服，是漢人的第二層皮膚，它給與了我們特有的儀表舉止，框定了我們與其他族群的區別。

3、達于博遠：古人講華夷之辯，乃是認為華夏為有道德禮義的文明人，夷狄是道德禮儀教化之外的野蠻人，華夏是高于夷狄的天道化成之民，天生擔負著弘揚大道教化萬族的使命，而非與其他族群同一性質的民族。我們之所以將華夷之辯錯誤的理解為民族主義，是因為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傳入中國時，中國已經沒有道化天下的恢弘氣度，華夏已不存在，中國淪為蒼白的地理和政治概念，漢人只是與滿人、蒙古人等并列的民族了。

對民族性的承認，并不意味著否定漢文明的普世價值，對普世價值的弘揚，也并不意味著否定漢人的民族性。不同的族群創造了不同的文化，各種文化都打上了原創族群的烙印，世界上不存在沒有民族性的文化。譬如佛教，傳入中國近兩千年，大量吸收了儒家與道家的理論，演化為漢傳佛教，但是仍然保留著果報、輪回之類的印度色彩。又如基督教，即便現在成為世界性宗教，也仍然延續原創者猶太人的一神教意識和人類原罪的教義。同樣，也不存在沒有文化內涵的民族性，一個沒有人文精神的民族長久立足于世，它的民族性也就無從談起。我們談起某種文化的時候，必然意味著含有民族性的一面，而談起民族性的時候，也必然指向某種相應的文化精神。

華夏復興，本于民族，進于文化，達于博遠，再現華夏雄渾而恢弘的泱泱宗風。

漢服三義之關系

在敝人之前的論述中，漢服三義只是就漢服審美、民族和禮俗的屬性做出的解釋，闡述了漢服復興需要兼重三者，但未闡述為何要兼重，以及兼重三者需要站在何種角度。為解答部分同道的詢問，敝人對漢服三義進一步闡發，轉為立足于天地人之道，由華夏之本闡釋漢服的義理。

“天地者，生之本”。這一義，指漢服取法于天地的服制、美感和道德。天圓，是說人的行動如天一樣圓通而不失剛強；地方，是說人的德行如大地一樣厚重而能承載萬物。故《易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圓地方，圓通而方正，非幾何意義上的圓與方。此為漢服的天地之道。

“君師者，治之本也”。這一義，指圣王先師以衣冠禮儀作為治世的方法。此為漢服的人之道。

“先祖者，類之本也”。這一義，立足于民族，而延展為民族文化，進一步達于華夏文化的理想。漢人的民族意識，在道義層面上說，是捍衛道義之化的文明之地。華夏文明，立足于民族而高于民族。《春秋》異內外經義：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修己及人，由近及遠，終極理想是治近太平。自己不正，則無法正他人。立足于本族，放眼于世界，是王者布政施教的開端。華夏是務實的文明，將人們帶入郁郁人文的世界，而非虛幻的宗教彼岸世界，它的終極理想，就是天地人之道在人類社會現實中的實現。

“類之本”一義，實質上起著勾連天地之道與人道的作用。

天地人三道，上為天，下為地，中間為人，而以“類之本”勾連三者，三橫一豎，便是一個“王”字。參通天地人之道，華夏王道也。

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春秋繁露》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古代的造字者，把三橫加上連同的一豎叫做王，是為了解釋王者就是參通天地人三者的人。上古有參通天地人三者的，成為了圣王，而秉承天地人合一的文明精神，便是尊崇王道。

由此我們得知，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