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都是采用圍桌會食的方式，是將各人特有的那些菌種毫無保留地傳播給了同桌共餐的人，人們在歡快醉飽之時自然是感覺不到這樣的危險已經逼近了。

分餐制

歷史可上溯到史前時代

它經過了不少于三千年的發展過程

國人聚會，不論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館，如果是享用中餐，一般都是采用圍桌會食的方式，隆重熱烈的氣氛會深深感染每一個與宴者。這種親密接觸的會食方式，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個重要傳統，甚至一些金發碧眼者也偶爾以會食為一樂事。這種親密交流的結果，是將各人特有的那些菌種毫無保留地傳播給了同桌共餐的人，人們在歡快醉飽之時自然是感覺不到這樣的危險已經逼近了。

王力教授有《勸菜》一文，對這樣的“津液交流”有十分深刻的諷刺。他說十多個人共一盤菜，共一碗湯，酒席上一桌人同時操起筷子，同時把菜夾到嘴里去。一碗湯上桌，主人喜歡用自己的調羹去把里面的東西先攪一攪；一盤菜端上來，主人也喜歡用自己的筷子去拌一拌。一件山珍海錯，一人一筷子之后，上面就有了五七個人的津液。王力先生提到的類似宴會，我們人人差不多都親見或親歷過，許多人也曾許多次地為這種津液交流作過努力。當然我們只是傳統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對于這傳統產生的負面后果并不用負任何責任，但我們不知不覺把自己置于了危險之中。

這種在一個盤子里共餐的會食方式，雖然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它確實算不上優良。這會食傳統產生的歷史也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古老，存在的時間也就是一千年多一點。比這更古老的傳統倒是要優良很多，那是地道的分餐方式，我們可以尋到不少古代中國曾實行了至少三千年分餐制的證據。

《史記·孟嘗君列傳》說，戰國四君之一的孟嘗君田文廣招賓客，禮賢下士，他平等對待前來投奔的數千食客，無論貴賤，都同自己吃—樣的饌品，穿一樣的衣裳。一天夜里，田文宴請新來投奔的俠士，有人無意擋住了燈光，有俠士以為自己吃的飯一定與田文兩樣，要不然怎么會故意擋住光線而不讓人看清楚。這俠士一時怒火中燒，他以為田文是個偽君子，起身就要離去。田文趕緊親自端起自己的飯菜給俠士看，原來他所用的都是一樣的飲食。俠士愧容滿面，當下拔出佩劍，自刎謝誤會之罪。一個小小的誤會，致使一位剛勇之士丟掉了寶貴的性命。試想如果不是分餐制，如果不是一人一張飯桌(食案)，如果主客都圍在一張大桌子邊上享用同一盤菜，就不會有厚薄之別的猜想，這條性命也就不會如此輕易斷送了。

又據《陳書·徐孝克傳》說，國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陳宣帝宴飲時，并不曾動過一下筷子，可擺在他面前的肴饌卻不知怎么減少了，這是散席后才發現的。原來徐某人將食物悄悄藏到懷中，帶回家孝敬老母去了。皇上大受感動，下令以后御筵上的食物，凡是擺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帶回家去，用不著那樣偷偷摸摸地。這說明至少在隋唐以前，正式的筵宴還維持著一人一份食物的分餐制。

古代中國人分餐進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擺著一張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著輕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后來說的“筵席”，正是這古老分餐制的一個寫照。

漢畫像磚宴飲圖拓本（四川成都）

《后漢書·逸民傳》記隱士梁鴻受業于太學，還鄉娶妻孟光，夫妻二人后來轉徙吳郡(今蘇州)，為人幫工。梁鴻每當打工回來，孟光為他準備好食物，并將食案舉至額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舉案齊眉，成了夫妻相敬如賓的千古佳傳。又據《漢書·外戚傳》說：“許后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因為食案不大不重，一般只限一人使用，所以婦人也能輕而易舉。

以上是文獻上的證據，我們更可以由考古發現的實物資料和繪畫資料，看到古代分餐制的真實場景。在漢墓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上，經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飲場面，看不到許多人圍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場景。低矮的食案是適應席地而坐的習慣而設計的，從戰國到漢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實物，以木料制成的為多，常常飾有漂亮的漆繪圖案。漢代承送食物還使用一種案盤，或圓或方，有實物出土，也有畫像石描繪出的圖像。承托食物的盤如果加上三足或四足，便是案，正如顏師古《急就章》注所說：“無足曰盤，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

漢代漆食案（江蘇揚州）

以小食案進食的方式，至遲在龍山文化時期便已發明。考古已經發掘到公元前2500年時的木案實物，雖然木質已經腐朽，但形跡還相當清晰。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現了一些用于飲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為長方形或圓角長方形，長約1米，寬約30厘米上下。案下三面有木條做成的支架，高僅15厘米左右。木案通涂紅彩，有的還用白色繪出邊框圖案。木案出土時都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還放有酒具多種，有杯、觚和用于溫酒的斝。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塊長50厘米的厚木板，板上照例也擺上酒器。陶寺還發現了與木案形狀相近的木俎，略小于木案，俎上放有石刀、豬排或豬蹄、豬肘，這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一套廚房用具實物，可以想象當時長于烹調的主婦們，操作時一定也坐在地上，木俎最高不過25厘米。漢代廚人仍是以這個方式作業，出土的許多庖廚陶俑全是蹲坐地上，面前擺著低矮的俎案，俎上堆滿了生鮮食料。

線繪龍山文化木食案 （山西陶寺）

陶寺遺址的發現十分重要，它不僅將食案的歷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國出現的源頭，古代分餐制的發展與這種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小食案是禮制化的分餐制的產物。在原始氏族公社制社會里，人類遵循一條共同的原則：對財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在一些開化較晚的原始部族中，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氏族內食物是公有的，食物烹調好了以后，按人數平分，沒有飯桌，各人拿到飯食后都是站著或坐著吃。飯菜的分配，先是男人，然后是婦女和兒童，多余的就存起來。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與后來等級制森嚴的文明社會的分餐制雖有本質的區別，但在淵源上考察，恐怕也很難將它們說成是毫不相關的兩碼事。隨著飲食禮儀的逐漸形成，正式的進餐場合不僅有了非常考究的餐具，而且有了擺放餐具的食案，于是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出現了。

分餐制的歷史無疑可上溯到史前時代，它經過了不少于三千年的發展過程。會食制的誕生大體是在唐代，發展到具有現代意義的會食制，經歷了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

周秦漢晉時代，筵宴上分餐制之所以實行，應用小食案進食是個重要原因。雖不能絕對地說是一個小小的食案阻礙了飲食方式的改變，但如果食案沒有改變，飲食方式也不可能會有大的改變。事實上中國古代飲食方式的改變，確實是由高桌大椅的出現而完成的，這是中國古代由分食制向會食制轉變的一個重要契機。

西晉王朝滅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族陸續進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們的政權，這就是歷史上的十六國時期。頻繁的戰亂，還有居于國家統治地位民族的變更，使得中原地區自殷周以來建立的傳統習俗、生活秩序及與之緊密關聯的禮儀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強烈的沖擊。正是在這種新的歷史背景下，導致了家具發展的新趨勢，傳統的席地而坐的姿式也隨之有了改變，常見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輕松的垂足坐姿的沖擊，這就促進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紀新出現的高足坐具有束腰圓凳、方凳、胡床、椅子，逐漸取代了鋪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傳統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時代壁畫上，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圖形，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還用著慣常的蹲跪姿式，雙足并沒有垂到地面上，這顯然是高足坐具使用不久或不普遍時可能出現的現象。在同時代的其他壁畫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馬扎子)的人將雙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陽龍門浮雕所見坐圓凳的佛像，也有一條腿垂到了地上。

唐代時各種各樣的高足坐具已相當流行，垂足而坐已成為標準姿勢。1955年在西安發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發現墓室壁畫中有一個端坐椅子上的墓主人像，雙足并排放在地上，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標準垂足坐姿的證據。可以肯定地說，在唐代時，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國人已經基本上拋棄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終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變。

線繪唐代座椅 1-2敦煌莫高窟壁畫 3西安高氏墓壁畫

在敦煌唐代壁畫《屠房圖》中，可以看到站在高桌前屠牲的庖丁像，表明廚房中也不再使用低矮的俎案了。

用高椅大桌進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繪畫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線索。如傳世的一幅描繪宮中大宴準備情形的繪畫，描繪巍峨殿宇的側庭，臨池擺著大方食桌和條凳，桌上擺滿了餐具和食品，這便是《備宴圖》。

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飲壁畫，畫中繪一涼亭，亭內擺著一個長方食桌，兩側有高足條凳，凳上面對面地坐著九位規規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擺滿大盆小盞，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這已是眾人圍坐一起的會食了，這樣的畫面在敦煌還發現了一些，構圖一般區別不大。

還有西安附近發掘的一座唐代韋氏家族墓中，墓室東壁見到一幅《野宴圖》壁畫，畫面正中繪著擺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都有大條凳，各坐著三個男子。男子們似乎還不太習慣把他們的雙腿垂放下地，依然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