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無論是無論是文人、俠士、僧侶、還是職業旅行家。

古人的旅行雖然沒有今天旅行那么的交通便利，甚是是充滿了艱辛，但在古代無論是無論是文人、俠士、僧侶、還是職業旅行家，他們都在用著自己的實際行動闡釋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真諦。

一．文人與俠士的旅行

古人最優的路線多是“入仕”做官，然而現實的殘酷，名落孫山者多為常事。這時，一批普遍文化素養較高，且有經濟實力的文人，便通過游歷來彰顯自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理念。

士人出游，最早的記載可追溯至春秋。司馬遷在《史記》中專門有一篇就是《游俠列傳》，記載著一群奔走天下，不計回報，只為尋找明君輔證的“游俠”。在社會環境的趨勢下，古代士人的旅游風氣，由俠士們自覺發起，接著更多的如老子、莊子、孟子與孔子等諸家圣人，都有游學天下的經歷。

后來至戰國末期蘇秦、張儀等縱橫百家游說四方的說客開始出現。至魏晉南北朝時，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更是熱衷于“且放白鹿青崖間”的隱逸神游。至唐時，這種游俠的精神也隨著唐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發展開始產生了新的變化，穩定統一的政治局勢為士人們的出行帶來了更多的便利。

“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成為了詩仙大概也少不了他熱愛旅行的功勞。至此到后來就有了《蜀道難》、《望廬山瀑布》等佳作的誕生。到了宋代這種文人雅趣，因宋代經濟的發達而變得富足。

例如蘇東坡雖是時代的佼佼者，但一生都是在貶官與外任的路上，仕途雖然坎坷但其一生卻縱情于山水。任西湖通判時，曾將西湖稱為“山色空蒙雨亦奇”，他出任密州知州時曾寫“老夫聊發少年狂”的句子。

除了文采飛揚，他還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在黃州，一首著名的《豬肉頌》曰：“慢著火，少著水，柴頭爐煙焰不起，火候足時它自美”的詩句。這就是東坡肉的由來。

從“仗劍”到“悠游”，古代文人的行旅之樂逐漸走上高峰，而宋代的傳世名作《富春山居圖》更是這個時代游士心聲最好的體現。

二、僧人的旅行

《西游記》的故事，可謂中國文化史上最有名的一場“旅行”。雖然人所共知，真實的玄奘之旅與小說相差甚大。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僧侶之行形成了一種特色的旅行形式。

隨著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原，在“傳道”與“取經”兩個方向的道路上，總能看見那些背起書卷行囊的僧人們。

在玄奘之前的魏晉南北朝，正處于中華文明大交融的時代，而分裂與割據也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題。此時，佛教更為深化的傳入，加之是道家玄學的興盛，為飽受戰亂之苦的人們帶來了一些安慰。

鳩摩羅什、法顯、真諦、竺法護等一大批僧人不遠萬里，來往于中原-西域（狹義的西域多指今新疆）-犍陀羅-印度傳遞佛法，這批人也慢慢成為了中國較早的一批的僧侶游者。這些僧侶游者中影響力最大的應屬于鳩摩羅什。鳩摩羅什早年生活在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那時的龜茲盛行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

在父母的影響下，鳩摩羅什從小就皈依佛門。7歲時，他就隨父母在天竺各國學習佛法。至35歲時，鳩摩羅什一路跋山涉水，到達了后涼的都城姑臧，之后鳩摩羅什在姑臧待了近17年，在其中學習漢文，弘揚佛法，并成功翻譯了《妙法蓮華經》、《法華經》與《金剛經》等佛學經典，為西域的佛教向中原的傳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最后他客死于長安。

鳩摩羅什像（筆者攝）

到了唐代，玄奘、義凈和尚也分別從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來到天竺，學習佛法后返回國內傳道。這一時期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的更加頻繁。

歷史上玄奘取經與《西游記》中的故事相差甚遠，玄奘大部分路途都是穿越茫茫戈壁，他從今長安出發今天固原-河西走廊-羅布泊-塔里木盆地-帕米爾高原-瓦罕走廊，最后抵達今印度比哈爾邦首府巴特那的那爛陀寺。

玄奘除了將佛法傳至印度外，還將中國的《道德經》傳入印度。但印度至德里蘇丹王朝統治時期，佛教已漸漸衰落，大多數的佛教經典多未保存，以致后來，印度史學家需要查閱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才能補全本國歷史的缺憾。

稍晚的義凈，從廣州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痕跡，經今天的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緬甸最后至印度，除了帶回了大量的佛經外，他的游記還詳細記載了南海諸國僧人的生活、習俗等內容。歷史上這些“特殊”的行者，恐怕很難真正有雅興游山玩水，盡享浪漫。但作為一個深明大義的群體，他們的遠行多了幾份行者的樸素。

三、古代的職業旅行家

說到職業旅行家，就不得不提徐霞客，徐霞客曾說：“張騫鑿空，未睹昆侖；唐玄奘銜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昆侖，歷西域，題名絕國。”表達出了徐霞客對先人的崇敬，但和張騫等人相比，徐霞客的旅行更像是職業游者。

徐霞客22歲就開始云游四方，直至54歲離世，一生中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旅行中渡過。疲勞地跋涉一天，多露宿破廟或接頭。但他卻堅持著把所有的游記記錄下來，為后人留下珍貴的地理考察記錄。例如，徐霞客通過對云貴川地區的詳細考察，首次對巖溶地貌（即喀斯特地貌）的成因進行了詳細記錄，再如徐霞客糾正了人們誤認為長江正源一直為岷江的說法。

徐霞客像（筆者攝）

就在同一時期，還有一位以游遍中國為志向的“背包客”王士性，他“無時不游，無地不游”。與徐霞客愛觀察自然地理不同的是，王士性的記錄多偏向于文化與經濟地理，他曾寫：“孫吳立國建康，六代繁華，雖古今無比，然建康一隅而止。趙宋至今僅六七百年，正當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轉而黔粵也。”他的記載敏銳的觀察到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發展趨勢。王士性通過對浙江的行走，將浙江人民分為濱海之民、山地之民與湖澤之民。這樣的劃分具有典型的文化地理的風格。

文史君說：

中國古代無論是文人與俠士、僧侶，還是像徐霞客那樣的職業旅行家，每個人的旅行看似瀟瀟灑灑，但實則受困于山川險阻、疾病與糧食的憂慮。古人出行的客觀阻力甚多。此外，農耕民族的特性讓中國人更愿意固守鄉土，探險與遷徙的主觀意識也難以旺盛。

參考文獻：

1.徐霞客：《徐霞客游記》，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

2.王士性；《廣志繹》，中華書局，1998年。

3.阮怡；《論宋代行記中的官差旅行文化》，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11期。

來源：浩然文史

作者：禹貢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