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的鐵腕鎮壓，完成了剃發易服的誓言。然而，剃發易服的結束只是華夏衣冠消失的開始。

滿清王朝的在全國統治剛剛確立之時，盡管全國老百姓都被迫剃發、換裝，但殘存的反抗、抵觸意識并沒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際，有人還是看不慣滿式衣冠，他們鄙薄地說：“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同時感嘆明朝“衣冠文物”。乾隆中，江西撫州金溪縣生員劉震宇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一書，抒發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觀點，被乾隆發現，認為他大逆不道：“劉震宇自其祖父以來，受本朝教養恩澤已百余年，且身到黌序，尤非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制，居心實為悖逆”。為打擊與他有同樣思想的人，拿他開刀，以儆其余“將其處斬，書版銷毀”。

在滿清，“漢服”是政治高壓下的過濾詞，同屬于文字獄性質的政治問題。《研堂見聞雜錄》：“功令嚴勅，方巾（漢服一種帽子）為世大禁，士遂無平頂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窺瞷，慘禍立發，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雜眾中，按公瞥見，即杖之數十，題疏上聞，將二士梟首斬于市。”從符號學來看，清朝統治者通過禁絕“漢服”的所指，來抹殺“漢服”的能指。形式層面的消亡最終導致意義層面的斷缺。從語言學來看，“漢服”有其語形無其語義，“衣冠”、“唐裝”、“華服”等詞匯也失去了實質性的依托成為虛假概念。

另，為預防滿清貴族內部也出現向往漢服的思想趨向，乾隆又把皇太極的“圣謨”抬出來當“整風”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極一樣，“現身說法”。而一天，弘歷身著漢式皇帝的冕旒兗服召見親王大臣，問是否像漢人，眾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后答“皇上于漢誠似矣，于滿則非也。”這話正中弘歷的心坎，乾隆于是把“祖訓” 大大稱贊一通：“朕每敬讀圣謨，（指皇太極關于恪守滿式衣冠服制的訓誡）不勝欽懔感慕，……我朝滿洲先正之遺風，自當永遠遵循。” 又繼續發表了新的“祖訓” “衣冠必不可輕言改易” “所愿奕葉子孫，維深根本之計，毋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訓，庶幾不為獲罪祖宗之人。” 可知，堅持滿式衣冠，始終是清王朝前后一貫、堅定不移的基本“國策”。（從這里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漢人老百姓在民間私穿漢服就要被問罪砍頭！滿洲貴族自己又在宮廷里偷著穿。現存的故宮藏畫中，有大量胤禎、弘歷（雍正、乾隆）父子衣著漢服的畫像，也說明了這一事實。）

由這些也可知道，漢裝雖然消失在漢人的生活中，但是滿裝發飾并沒有馬上就完全被漢人所接受，特別是思想意識上的認可。有些漢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始終懷有民族感情，懷念漢族的衣冠制度，這種隱藏在人民意識正是漢服的另一種存在方式。但滿清標榜滿漢一體的衣冠發式，正不斷地麻痹著廣大的“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漢人的神經。這種反抗情緒雖然始終沒有完全消亡，卻也越來越趨于淡漠，有這種意識的人也越來越少。當因剃頭令的殺戮逐漸被歷史的塵埃遮蓋，漢族士人一批批趕往科舉考場再派往四處為官之時，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一幕幕人間“悲”、“喜”劇還在繼續上演。

清初的北京居民見到身著漢式衣冠的朝鮮使臣，還痛哭涕泣，到清中葉，再見到同樣的衣冠，反覺驚訝，認為自己的剃發垂辮、窄衣緊袖，才是“華夏正宗”。

滿清政府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當剃發易服砍下了最后一個具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時，就決定了在華夏上大上葬送的不僅僅是一襲衣冠。

魯迅先生回憶說：

“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桿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劈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于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于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著，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里，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著犯人的辮子的形象，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

更可笑的是，到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后，孫中山下“剪辮令”，下臺之后的滿清親貴沒有似明末漢人那樣發出“頭可斷，辮不可剪”的“悲壯” 呼聲，反倒是張勛、辜弘銘這一類以忠臣自居的漢人，“奉豭（公豬）尾為弘寶”（把大寶貝），捶胸頓足、如喪考*的不肯剪辮子！兩百六十幾年前他們的祖先為抗拒滿清垂辮流血犧牲。而今他們卻為保存這滿清垂辮捶胸頓足。他們已經把滿清通過血腥屠殺強加給華夏民族的發式衣冠當成了自己原有的東西。這貨真價實的數典忘祖說明了當年滿清的深謀遠慮終究對漢人產生了多么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最發人深省的是，漢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于滿清政府實際上還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讓步，發布了“十從十不從的”特令，其中男從女不從一條，使得在殘余的漢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飾——漢服女裝。為易服而來的血腥屠殺，雖然在女裝消失之前就已經停止，但翻閱歷史畫卷，我們不難發現，“未經血腥洗禮”的清朝漢族女子的服裝，看起來卻與其它朝代的服飾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條件下，漢族服飾的存在與演化是相對穩定的。我們很難辨別相隔數千年的先秦女裝與明代女裝，卻很容易區分相臨明清女裝。同時，我們又很難說出清朝時漢女服飾與旗女的服飾有多大區別。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間，雖然旗女是通體一身的旗袍，漢族女子依舊是上衣下裳的式樣，但只要延長上衣，蓋住腳面，漢女的這種裝束，在表觀上就幾乎與滿人的旗袍一般無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漢服的時候和漢女穿旗裝的需要。在滿清漢族女裝中，大量使用的立領盤扣和琵琶襟，以及緊鎖的領口都是滿裝的主要風格。可以說，至此時，漢族的女服已經全盤滿化了。

為什么漢族服飾中的女裝，最終還是徹底的從漢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們知道，漢民族傳統服飾是“以華夏（漢后又稱漢民族）民族文化為基礎，通過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獨特華夏民族文化風貌性格，明顯區別于其它民族的傳統服裝的裝飾體系。”換句話說，漢族服飾并非只是一類服飾簡單加和，而是具有漢民族文化和精神內核的有機體系。漢民族的文化的肢體是傳統的禮法制度、文學藝術、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內核，或者說靈魂，就是對華夏民族的認同。“認同”是一種情感，也是一個方向，她指引著一切具有社會屬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脫離它們本來的歸屬中心。“民族認同感”則指向著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標志著不同民族間的差異（整體性、向心性、差異性）。“認同”是漢（華夏）文化的基礎，也是華夏文明的命脈，始終貫穿著華夏民族文明的發展，她使華夏民族得以生存發展，更是使華夏文明在與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會喪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說，沒有對華夏民族的認同，華夏文明就無從談起，更不要說健康的發展。

剃發易服，雖然僅僅換掉了男性的衣冠，但這卻是占漢族社會生活主導者的服飾。漢人認為“定禮之大，莫要于衣冠”，中國歷來就有“衣冠之制”之稱，所以衣冠是漢族禮法制度的根基，而漢服男裝又是這一根基的主導。漢服男裝的消失，使漢族社會原有的禮儀制度也隨之解體，漢族服飾不再受原有漢族傳統法度的約束。同時，滿清剃發之時，殺人立威的做法著實嚇倒了那些活下來的漢人（有“留發不留頭”氣節的人都殺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權都難以保障的情況下，漢族原有的“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茍活”的思想所是淹沒。最重要的是滿清統治者成功的淡化漢人對華夏民族的認同情。通過剃發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華夷類同的現象，利用科舉收買拉攏部分漢族士紳，再配合文字獄、禁海令等等徹底斷絕一切使漢人可能回憶起自己民族屬性的途徑。一步步消磨漢人的民族感情。漢人對本民族傳統習俗的堅持淡化了，更多的卻是對統治階級優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一樣）。失去了的漢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認同的精神內核，殘存下來的漢族女裝，在統治階級的誘導下，向滿裝變質實是早已寫定的結果。

靈魂失去的同時，便是軀體腐爛的開始----清朝漢女著裝的滿化，實是滿清統治者對華夏文化的破壞和對漢族精神扼殺的具體體現之一。

注一：十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