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服在歷史上指什么？《遼史·卷五六·志第二五·儀衛志二》“漢服，黃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別尊卑、辨儀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為祭服，通天、絳袍為朝服，平巾幘、袍為常服。”

漢服在歷史上指什么？《遼史·卷五六·志第二五·儀衛志二》“漢服，黃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別尊卑、辨儀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為祭服，通天、絳袍為朝服，平巾幘、袍為常服。”

漢服是黃帝以降穿著的服飾，著漢服可以“別尊卑、辨儀物”，這就否定了僅僅從藝術角度或者服飾角度來解讀漢服的狹隘做法，因為它的里面包含了華夏民族最為顯著的特質，就是禮儀。不難理解，滿清入關強迫易服里面野蠻成分，這其實暗藏著游牧文明對農耕文明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的不認同。但事實上，滿清皇帝們自打一入關坐上金鑾殿的寶座時就意識到了尊卑禮儀的重要，它是維系一個社會必要的秩序，但是當他們面對農耕文化后，所表現出來的自卑卻戰勝了那淺薄的不穩固的新興認識，于是用強制手段改變漢族的習俗，這無疑使他們獲得了征服的快感。歷史證明，到了后來他們也不得不采用衣服上的區別來辨明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以明確那種“秩序”在統治中的重要地位。最為人熟知的便是滿清大臣品級不同那么前胸繡紋也不同的。

這種不認同發生在任何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歷史上，只有少數例外如北魏。當然漢族也有例外的去學習胡服，如趙武靈王。但普遍說來，少數民族要漢人易服這還是一個共象，只不過前代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們很少采用過激手法。徐珂《清稗類鈔·鑒賞類》有記載“金天命己酉，太宗禁民漢服，令俱禿發。”

對于任何一個朝代的人而言，前朝的服飾在繼承的基礎上已經變為研究的對象。唯獨滿清只有研究而無繼承。元末明初的葉子奇在他的《草木子·卷三下·雜制篇》里說“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襕衫，宋服也。巾環襫領，金服也。帽子系腰，元服也。方巾圓領，明服也。庶民用之。”在這里實際上把金元的服飾也歸做了傳統服飾中了，由此我想滿清的服飾縱算不承認它是漢服也應該將它算作傳統服飾一種，畢竟在演變發展中它也走過了三百年的歷程，算得上服飾文化的一支。

在調閱史料的過程中我還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唐代樊綽撰的《蠻書》中說“初襲漢服，后稍參諸戎風俗，迄今但朝霞纏頭，其余無異。”這里南詔國把漢服和少數民族服飾進行了融合，但由此可見到了唐朝漢服的稱謂并未全部改變。

而滿清高壓下的政策卻使漢服徹底在中國大地上絕跡，讓人痛惜。漢服尤其男裝只能出現在戲臺上。不過除了戲臺，漢服在滿清還有一處立錐之地，說來好笑，這個地方不再哪里藏著，就在紫禁城那位滿族皇帝的身上。滿族的皇帝從歷史上看是越來越漢，到了溥儀，連滿語都不會說，而自順治開始滿族皇帝學習漢族經典甚為用功，這不外乎三條理由，一是對漢文化的欽慕一是面對漢文化的自卑一就是統治的需要了。醉心于漢文化怎么也不會忽視漢服這一重要符號，到了滿清政權穩固的時候，皇帝們更是附庸風雅，康熙就在宮中成天穿著漢服，儼然一位 士大夫。而雍正也是經常在宮中著漢服。徐珂《清稗類鈔·服飾類》有記載說乾隆“在宮，嘗屢衣漢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親近曰：‘朕似漢人否？’一老臣獨對曰：‘皇上于漢誠似矣，而于滿則非也。’乃止。”后來乾隆要想把漢服請回來，當時那些老臣們便極力反對，到了那個時候衣服早已不像清初那么禁忌了，皇帝們也體會不到祖先們逼迫漢人易服的根本初衷了。所以后來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勸乾隆用明朝服飾，乾隆竟然開玩笑的說：“我輩若寬衣大袖，則左佩弓，右挾矢，忽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能御之乎？”

這種情況不僅僅出現在清代，禁止老百姓著漢服的金代也同樣發生類似事件，據宋朝人葉隆禮《遼志》記載遼國統治者“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衣著上完全把自己和漢人一類了。也是宋人孟元老的筆記《東京夢華錄》記載了宋廷元旦大典“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后檐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帶，如漢服。大使拜則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著右肩為一拜。副使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樣制服、緋窄袍、金蹀躞、吊敦背，*手展拜。高麗與南番交州使人，并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匹帛纏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氈笠、金絲戰袍束帶，并妻男同來，乘駱駝，氈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脊纏頭、緋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皆椎髻烏氈，并如僧人，禮拜入見。”

遼國副大使穿著漢服，而“高麗與南番交州使人”也運用漢的禮儀。宋朝皇帝看到南蠻的服飾“皆椎髻烏氈，并如僧人”，于是在完畢大典后“旋賜漢裝錦襖之類。”

我們華夏歷來是禮儀大邦，服飾雖貴，仍寄于禮儀。唐朝的公主接見胡使，也同樣換上胡裝。

滿清最初實際上針對了漢家的禮儀，對其瘋狂的破壞，后來他們被迫采用漢族禮儀，但后遺癥卻是在那場破壞中導致了漢服的消亡。每每念及，不勝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