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上最令人掃興的文體就是論文，因為它從來不“入戲”。力圖客觀中立，也就永遠與現象世界二元對立。雖然節制是一種美德，可也未必不是情感的貧乏。理智的眼睛里閃著凜冽的寒光，永遠不能體會天人合一的妙處。

世界上最令人掃興的文體就是論文，因為它從來不“入戲”。力圖客觀中立，也就永遠與現象世界二元對立。雖然節制是一種美德，可也未必不是情感的貧乏。理智的眼睛里閃著凜冽的寒光，永遠不能體會天人合一的妙處。

評論亦有此弊。但若是不甘于性冷淡的畫風，而“旗幟鮮明”而“鼓與呼”，則近于“宣傳”。宣傳就是自我催眠與催眠。宣傳之惡在于：控制欲太強，與客體難舍難分，太容易自我陶醉。受眾之反感于顯而易見的宣傳，就是反感這種的強勢的父親對“正確”的壟斷。

能將學問做得“入戲”的，才是教育，至少是自我教育——教育應當具備催眠的特質；不能夠或不愿意“入戲”的，是學術。學問之術，非道也。于丹雖然屢屢遭到圈內學者的抵制，但在學術圈外卻有強大的群眾基礎，恰因其“入戲”，學問因而具有了宗教的情懷與特質。

目前對傳統文化的回歸，衣則漢服,禮則周禮,樂則古樂，這種隨處可見的儀式化就是在對傳統文化一百多年的懷疑、否定、批判、污名化之后，重新“入戲”的需求。

我從前反對對漢服不假思索的狂熱。現在想來，對漢服的爭論，究竟是要恢復哪一個“漢”——是狹義的漢朝之“漢”，還是廣義的華夏之“漢”——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種明顯區別于全球一體化的現代制式化裝束的褒衣博袖、峨冠博帶，可以將人們帶入到關于傳統中國的溫良恭儉讓的戲份中去。傳統文化的復興不能沒有儀式感。

而這種“服古之服”的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化復古的先師孔子。孔子為了貫徹在道統上的主張——恢復周禮，在形式上甚至創制了儒生的統一裝束——儒服。據說，在此之前，孔門弟子子路“冠雄雞，佩豭豚”。這赳赳武夫的打扮，怎能恰如其分地體現儒者“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的精神氣質呢！所以，孔子要為儒者正衣冠。

孔子居魯，魯國多儒士，社會風尚則是“舉魯國而儒服”。夫子說：“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依照孔子的理念，“服古之服”是服務于“志古之道”的。

魯國的國君魯哀公對此頗有疑慮——“然則今夫章甫、句屢、紳帶、扎晉笏者，此皆賢乎？”（那些穿戴著“標配”儒服的人，都是賢人嗎？）“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儒服真的有益于天下歸仁嗎？）但他依然對莊子說：“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魯國多儒士，少您先生的粉絲）

莊子斷然否定：“魯少儒。”他的理由不容辯駁：“（莊）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屢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莊子·田子方》）莊子的理由與孔子的理念是相吻合的，“服古之服”者必然應該“志古之道”。

為了驗證他的判斷，莊子建議魯哀公號于國中：“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哀公采納了建議，結果“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只有一個例外：“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這是唯一一個名副其實的儒者。

以名實相符、表里如一的標準來考量某種裝束，則當年儒服的另類和尷尬，恐怕僅次于今天的漢服。

兩千年以后，康有為替那場爭論中的儒家辯護：儒者創為儒服，時人多有議之，否亦以為行道自行道，無須變服之詭異。豈知易其衣服而不從其禮樂喪服，人得攻之；若不易其服，人得遁于禮樂喪服之外，人不得議之。此圣人不得已之苦心。（《孔子改制考》）

康有為不愧是孔子的知音。衣服之事，雖然大有可能流于膚淺的跟風模仿，可是特定的衣服——制服，卻也是一道閘門，讓身在其中的人行為有所約束，就像警服之于警察，袈裟之于和尚。

服是道的外顯。儀式即或只在一時，也有其載道的功用。行為藝術無一不是用來載道的。改朝換代，異族統治，無一不是從改服色開始。改變服色，就是改變日常生活。如果改變不能深入到日常生活，則革命或者改革的宏大敘事不能在實際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