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這些年興起國學熱，是否可以看成是大眾對傳統文化意識的覺醒？禮學在其中是否也能趁熱發展？

彭永捷：現在人們解決了溫飽，坐上了高鐵，物質上有了高貴感，但讓精神也高貴起來的東西沒有了。國學正好填補了一部分人對精神追求的空白。

新京報：禮學中心提出要為現代社會重新制禮作樂，在你看來，哪個禮儀最值得恢復？恢復的難度在哪里？

彭永捷：我認為冠禮（即成人禮）、婚禮、葬禮最值得恢復或使其規范化，這三個禮儀涵蓋了人生的不同階段。恢復起來都有一定的難度。

一是制禮難，傳統禮儀怎么和現代生活結合是個難點，結合不是迎合，要有提升，在形式上還要令人接受，既體現內涵，又符合生活，這需要探索。

二是推廣難，比如成人禮，沒有組織者。古代的冠禮由家族、學校、文廟來承擔，現在學校和家庭都沒有這樣的意識，孔廟、文廟都成了旅游景點。

新京報：你覺得應該怎樣讓人們對禮、對傳統加強認識、消除誤解？

彭永捷：重樹禮樂從不具有強迫性，需要不斷努力，贏得人們的理解。研究傳統文化的學界不要在意外界激烈的語言以及不理解。學術不是媚俗，不是輿論怎么說，學術就要怎么做。學界要看到自己引領風氣（的責任），公眾不理解，才需要你做研究，如果公眾都理解了，要你做什么？

新京報：這也是你所理解的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

彭永捷：文化的力量和法律不一樣，不靠強制，不干涉自由，需要自覺、自愿。對待傳統文化，我們可以換一種理解，它給了人們更多的選擇，賦予更多的自由。比如，你可以穿西裝，但對穿漢服的人也不要訝異。（新京報記者 劉珍妮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