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這些對天人秩序的表達，也出于“完且弗費”的現(xiàn)實考慮，深衣得以“先王貴之”，并發(fā)展為超越階層、職業(yè)、性別的大眾常服，影響深遠，成為歷代漢服中最持久的線索。

2. 如果沒有管仲

夏商時期，農耕上升為華夏族的主要生產方式，到周代，華夏族與以漁獵游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族群有了明顯的不同。服裝因其直觀性，成為古代華夏族借以區(qū)分 族屬特征的主要標準。服裝、禮儀、語言、生產方式相近的族群逐漸認同，有了諸夏的概念。原來生存于諸夏中間而又外于諸夏的族群，即成為四夷。

西周末至于春秋，諸夏曾受到四夷嚴重的威脅。《春秋公羊傳》僖公四年針對當時的農牧沖突，用一句話概括——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諸夏不可能指望周王來保護，周王本身，正是由于擋不住犬戎而遷都的。這種現(xiàn)實刺激了華夏的民族情緒之高漲，夷夏之辯興起。危難之下，春秋五霸出現(xiàn)了。他 們的政治訴求中就包括“攘夷”的內容。管仲輔佐齊桓公“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齊國登高一呼，實際上代替周王承擔天下共主的實際責任，使諸夏從 各自為戰(zhàn)、各個擊破的可怕前景里解救了出來。

這些成就的背后策劃人便是管仲。管仲的意義遠不止于此。齊國之后，強有力的邦國都以齊為榜樣，于是霸主迭起，周王的權威不斷低落，而最大的受益者則是整個華夏族。有了霸主挺身而出，一度危亡的民族形勢得以扭轉。

因此雖然管仲的道德并不完美，孔子仍要贊賞說——

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

孔子的評價是文化意義上的。管仲不僅維護了諸夏國君的國祚傳承，而且維護了華夏民族的生活方式。這其中就主要包括了服裝以及與服裝密切相關的發(fā)式。夷狄服裝左衽，與華夏漢服的右衽相反；夷狄批頭髡發(fā)，華夏則束發(fā)椎髻。所以兩者的形象很不相同。

有了管仲，漢服從第一次危機中挺了過來，并繼續(xù)以自身的邏輯發(fā)展下去。

3.胡服騎射之辯

進入戰(zhàn)國以后，諸夏自身紛紛進行了大改革。歷數(shù)重要的變法，從魏國李悝開始，楚有吳起、韓有申不害、秦有商鞅。這些變法都要求取消封建制，實現(xiàn)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以官僚制取代世卿制，同時不同程度地執(zhí)行耕戰(zhàn)激勵，使國家機器盡可能適應戰(zhàn)爭的需要。所以稱為戰(zhàn)國。

列國變法中，尤以趙國胡服騎射最有個性。應當注意的是，這場變革并不是要將趙變成一個胡人國家，并不是華夏族向胡人的歸化。實際情況正相反。

趙武靈王繼位以后，趙基本不再參與中土戰(zhàn)國爭霸，其戰(zhàn)略重點轉向北方，經略諸胡部落。趙在北方的威脅并不在于胡（匈奴），而在于中山。就血統(tǒng)而論，這雖 是一個白狄人的國家，到戰(zhàn)國之世，卻已被視為中土戰(zhàn)國之一，可知其華夏化的程度。同春秋時的中土夷狄一樣，中山并不以騎射見長。騎射術實際上來自于胡。

問題是，諸胡部落對趙國邊地的攻擊沒有達到需大規(guī)模出兵的程度，充其量襲擾而已。所以胡服騎射并不出于對胡的懼怕，而是主動借助胡人軍事技術的一種嘗試，其目的在于“近可以便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胡服騎射另一個目的，在于招徠胡人。趙武靈王曾以舜和禹的事跡自喻。舜舞有苗而有苗服，禹袒裸國而裸國化，武靈王以此類比，表明自己利用胡服教化胡人， 吸引胡人加入趙國文化圈的心跡。事實證明這個預定目的達成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縮小，胡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胡服令下達后，林胡王獻馬，樓 煩王致其兵，兩族歸順，為趙國提供了疆土和大量嫻熟的騎射士，奠定了趙的強國基礎。

胡服騎射的范圍如何？《戰(zhàn)國策》說“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似乎百姓也在變法要求內。但是我們找到了比這更早的史料《竹書紀年》：

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謫子、戍吏皆貊服。

根據(jù)這條史料，可知受命胡服的范圍，只限于將軍、大夫、謫子、戍吏這四種人，不包括趙的百姓。而這四種人，都是國家從上而下的各級軍事頭領。同時，作為胡服騎射據(jù)點的“騎邑”，只設在北方邊境，內地并無設置“騎邑”的記載。

這說明胡服騎射的重點只在騎射，在伏胡，在軍事上大規(guī)模騎兵作戰(zhàn)的應用。所以百姓不必胡服，內地不必胡服。胡服并沒有大行其道，趙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沒有改變，趙人依然是華夏族的一支。

實際上，騎士所穿窄袖短衣，是夏商以來華夏族的固有樣式，不見得來自胡人。“春秋戰(zhàn)國以來，儒家提倡宣傳的古禮制抬頭”，沈從文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中解釋說，“上層社會就和小袖短衣逐漸隔離疏遠，加上短靴和帶鉤，一并被認為是游牧族特有式樣了”。他進一步認為，所謂胡服，有可能還是商周勞動人民及戰(zhàn) 士的一般衣著，只是加入了一些胡服的元素。

戰(zhàn)國時期的各國戰(zhàn)士，就是穿著這樣華夏固有的窄袖短衣走上戰(zhàn)場。面對獎勵耕戰(zhàn)、君主集權、騎射作戰(zhàn)的新華夏，四夷不堪一擊：

逮至春秋之末，戰(zhàn)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生存在中土的四夷經過五霸及七雄的討伐，逐漸消滅或融入華夏，中土農耕基本經濟區(qū)趨于形成。大一統(tǒng)的時代就要到來了。

4.孝文帝的理想

漢服的第二次危機，來自于五胡亂華。

自戰(zhàn)國驅逐夷狄、尤其漢朝壓倒匈奴之后幾百年間，漢人一直對四夷保持巨大的威懾，直到西晉瓦解。人數(shù)眾多的游牧民進入中土內部，“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 絕若線”的局面重現(xiàn)，中土農耕基本經濟區(qū)連同漢人的生活方式、漢人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tài)受到大破壞。胡漢相攻，中土之地稱為“陸沉”。

除南朝外，漢人社會向兩種地方收縮。其一，世家豪族所建立的塢壁；其二，流民聚集的河西。經學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漢服椎髻賴以保存。這時胡漢二元對峙局面遍 于中土，社會嚴重分裂，任何一個統(tǒng)治者都必須認真面對這個問題。出于整合社會的目的，用夏變夷或用夷變夏必居其一。

這時我們遇到了這樣一個鮮卑君王——他有一位漢族母后馮氏，她重用漢人、崇尚經學，更重要的是給了小國君以漢人典籍和禮儀的熏陶，使他雖為胡人卻有了漢 心。這就是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成長背景。馮氏執(zhí)政期間曾設立皇宗學，使皇族子弟入學，孝文帝在這里培養(yǎng)為一個以經為準則的君主，一批鮮卑貴族子弟，尤其孝文 帝的兄弟們也成為日后漢化改制的得力助手。

孝文改制的目的，即在于選擇用夏變夷之路，求得消除北魏國家的內部差異，更進而消除同南方漢人社會的差異，為最終的大一統(tǒng)作好準備。

太和十八年（494年）遷都洛陽之后，漢化令開始頒行——壬寅，革衣服之制。

作為一系列漢化令中最早頒行的政策，“革衣服之制”類似商鞅徙木立信，要借以宣誓決心和威望，也有試水的意圖。這是最直觀也相對容易的改革，只有貫徹 “革衣服之制”，更艱難的改革才獲得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