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家都知道敦煌、龍門、云岡三個石窟，是中國中古以來的文化藝術(shù)的寶藏。其實還有更多的史前和中古近古的壁畫出土，將來都會逐漸公之于世的。照過去的習(xí)慣，我們多以為對漢唐文物已知道了很多；但從新出土的文物來比證，就發(fā)現(xiàn)我們從前知道的實在還太少。

大家都知道敦煌、龍門、云岡三個石窟，是中國中古以來的文化藝術(shù)的寶藏。其實還有更多的史前和中古近古的壁畫出土，將來都會逐漸公之于世的。照過去的習(xí)慣，我們多以為對漢唐文物已知道了很多；但從新出土的文物來比證，就發(fā)現(xiàn)我們從前知道的實在還太少。例如在文獻上雖常常提及唐代婦女的服飾，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實并不明確。因為文獻只有相對可靠性，不夠全面。那么，現(xiàn)在不甚費力就能分辨出初唐（武則天時代）、盛唐（楊貴妃時代）與晚唐（崔鶯鶯時代）婦女服飾基本上的不同。所以這些研究從大處說，不僅可以充實我們對于中國民族文化史的知識，從小處說，也可以幫助我們糾正對許多有名的畫跡、畫冊在年代上的鑒定。這也就是我雖快到八十歲，根本沒想到退休的原因。我希望最少能再做十年這種研究，而且將來能有機會拿文物研究中一些專題向在座各位專家朋友請教。

▲章懷太子墓壁畫，前甬道東壁，侍女圖。

▲章懷太子墓壁畫，前甬道西壁，侍女圖。

▲章懷太子墓壁畫，后室北壁，游園圖。

五名侍女和一宦官在園中游玩。其中二名侍女著男裝，左二著男裝侍女似為坐姿。左、右二名女裝侍女梳單刀半翻髻，中間一女裝侍女梳高髻，著袒露小襦，有"粉胸半掩疑晴雪"之美。

（章懷太子李賢(公元654—684年)墓是唐高宗和武則天乾陵的主要陪葬墓之一，章懷太子墓壁畫也是目前已發(fā)掘的唐墓中保存最為完好、內(nèi)容也最為豐富的墓葬壁畫之一。）

染纈

白居易詩“黃夾纈林寒有葉”，又說“成都新夾纈”，就實物和文字聯(lián)系分析，可知染纈盛行于唐代，技術(shù)也成熟于唐代。唐代絲織物加工，已使用過種種不同的復(fù)雜技術(shù)，大致可分成兩大類：第一類包括色彩復(fù)雜的文錦和兩色花或本色花的綺、縠、綾、羅以及花紋突起的“剪絨”、薄如煙霧的“輕容”、“鮫綃”紗。這些絲織物除剪絨外，其余加工方法，都是在織物提花過程中一氣呵成。第二類包括各種不同的“刺繡”和“貼絹”、“堆綾”、“泥金銀繪畫”、“染纈”等等。加工方法都是在絲織物成品上或衣裙材料成品上，另外通過復(fù)雜手續(xù)完成的。

唐代中等以上人家婦女的衣裙和家庭日用屏風(fēng)、幛幔，多應(yīng)用染纈。現(xiàn)存材料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應(yīng)數(shù)甘肅敦煌和新疆發(fā)現(xiàn)品，以及日本正倉院部分藏品。從這些材料分析，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種染纈技術(shù)普遍流行，即蠟纈、夾纈和絞纈。

▲《搗練圖》，1860年“火燒圓明園”后被掠奪并流失海外，現(xiàn)藏美國波士頓博物館。

▲宋 趙佶 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卷絹本 51.8cm×148cm遼寧省博物館藏

染纈由于技術(shù)條件限制，圖案紋樣和錦緞多不相同，即同一種圖案，和色效果也不一樣。唐代蠟染的圖案式樣，除實物外，在繪圖中還有些線索可尋，例如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中有兩三位婦女衣裙，就屬于染纈中的蠟纈或夾纈。《虢國夫人游春圖》中也有幾個騎馬人衣服是蠟纈，不是錦繡。史傳稱：開元天寶之際，楊氏一門得寵，小器易盈，爭學(xué)奢侈，貴妃用刺繡工七百人，楊氏諸姨則用金玉錦綺工達千人。記載雖容易夸張失實，但由于當(dāng)時統(tǒng)治階級的奢侈靡費形成一種社會風(fēng)氣，染纈的花樣翻新，可能和這個時期關(guān)系格外密切。此外唐陶俑表現(xiàn)著染纈的也相當(dāng)多，唐三彩常用的花斑和宋人所說的“瑪瑙纈”，技術(shù)處理實有相通處。敦煌壁畫中佛菩薩的穿著、經(jīng)變故事和供養(yǎng)人的部分穿著，以及藻井、屏風(fēng)、幛幔上都還保留下許多重要參考材料，值得我們注意。

唐代不僅婦女衣裙用染纈，男子身上的袍襖同樣有使用它的，如張議潮出行圖中的兵衛(wèi)儀從騎士，身上穿紅著綠，染纈就占相當(dāng)重要分量。

金錦

▲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卷（宋摹本）之一。

我們并且還很可以說，如能把敦煌唐代人物畫和幾個唐宋之際的重要人物故事畫（如《搗練圖》、《韓熙載夜宴圖》）的服裝花紋，日本正倉院收藏的中國唐代綾錦花紋，西域出土的綾錦花紋，及史傳詩歌涉及唐代絲織物文獻，好好結(jié)合起來，即有可能，把唐代絲織物問題，也清理出一些頭緒。很顯然，這一環(huán)知識，是值得有人來這么用一點心的。若能得到應(yīng)有的進展，對于其他許多部門的工作，都必然有其重要意義，發(fā)生推動作用。

這個工作自然也并不簡單，困難處必須想法克服，成就且有一定限度。首先是個人知識見聞有限。而牽涉到的問題卻極多。許多小問題目下還少專家學(xué)人做過研究。最重要的敦煌材料一時且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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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照《韓熙載夜宴圖》布置，使用錦緞處實在極多，錦步幛面積可能大過二三丈；才充分見出當(dāng)時設(shè)計者組織花紋的匠心獨運處。

唐代服飾

▲唐，閻立本，步輦圖卷。

▲唐，佚名，宮樂圖軸（局部）。

談唐代服飾的，因文獻詳明具體，材料又特別豐富，論述亦多。因此，本書只就前人所未及處，略加引申。一為從唐初李壽墓中出土物，伎樂石刻繪畫，及傳世《步輦圖》中宮女看來，可得如下較新知識：初談唐代服飾的，因文獻詳明具體，材料又特別豐富，論述亦多。因此，本書只就前人所未及處，略加引申。一為從唐初李壽墓中出土物，伎樂石刻繪畫，及傳世《步輦圖》中宮女看來，可得如下較新知識：初唐衣著還多沿隋代舊制，變化不大。而伎樂已分坐部和立部。二、由新疆近年出土墓俑，及長安新出唐永泰公主、懿德太子諸陵壁畫所見，得知唐代“胡服”似可分前后兩期，前期來自西域、高昌、龜茲，間接則出于波斯影響，特征為頭戴渾脫帽，身穿圓領(lǐng)或翻領(lǐng)小袖衣衫，條紋卷口褲，透空軟底錦靴。出行騎馬必著帷帽。和文獻所稱，盛行于開天間實早百十年。后期則如白居易新樂府所詠“時世裝”形容，特征為蠻鬟椎髻，眉作八字低顰，臉敷黃粉，唇注烏膏，影響實出自吐蕃。圖像反映有傳世《宮樂圖》、《倦繡圖》均具代表性。實元和間產(chǎn)物。至于開元天寶間，則畫跡傳世甚多，和胡服關(guān)系不大。敘發(fā)展談衍變，影響后世較大，特別值得一提的，即帷帽。歷來相傳出于北齊“”，或稱“”，以為原遮蔽全身，至今無圖像可證。帷帽廢除于開元天寶間，是事實亦不盡合事實，因為宮廷貴族雖已廢除，以后還流行于民間，宋元畫跡中均可發(fā)現(xiàn)。在社會上層，也還留下部分殘余痕跡，即在額前露出一小方馬尾羅，名“透額羅”。反映于圖像中，只敦煌開元間《樂廷瓌夫人行香圖》中進香青年眷屬或侍女三人額間，尚可明白位置和式樣。透額羅雖后世無聞，但轉(zhuǎn)至宋代則成為漁婆勒子、帽勒，且盛行于明清。帷帽上層婦女雖不使用，代替它的是在頭頂上披一薄紗，稱“蓋頭”。宋代用紫羅，稱“紫羅蓋頭”。反映于北宋上層婦女頭上，《花竹仕女圖》有代表性。反映于農(nóng)村婦女，則南宋名畫家李嵩《貨郎圖》中幾個農(nóng)村婦女頭上，均罩有同式薄質(zhì)紗羅。就一般說，既有裝飾美觀作用，亦有實用價值，才因此繼續(xù)使用。

談金花箋

▲在服飾上大量用金的菩薩像（敦煌莫高窟第57 窟壁畫局部 唐）

唐代的服飾廣泛用金，就是在這個傳統(tǒng)基礎(chǔ)上的一種發(fā)展。繪畫中則創(chuàng)造了金碧山水一格，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特別地位。箋紙上加金花，也在許多方面應(yīng)用。李肇《翰林志》即說過：“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箋。”又《楊妃外傳》稱李白題牡丹詩即用金花箋。唐人重蜀中薛濤箋，據(jù)《牧豎閑談》記載，則當(dāng)時除十色箋外，還有“金沙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綾紋紙”等。這些特種箋紙，顯然有好些是加金的。《步非煙傳》稱：“以金鳳箋寫詩。”明陳眉公《妮古錄》則稱：“宋顏方叔嘗創(chuàng)制諸色箋，并砑花竹、鱗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元費著作《蜀箋譜》稱：“青白箋、學(xué)士箋及仿蘇箋雜色粉紙，名‘假蘇箋’，皆印金銀花于上。和蘇箋不同處，為蘇箋多布紋，假蘇箋為羅紋。”且說“蜀中也仿澄心堂，中等則名玉水，冷金為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