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古代原本是沒有椅子的，也沒有現代吃飯用的大圓桌，人們普遍都是跪坐著交談、讀書、吃飯、休息等。可以說，中國古人初始的生活起居狀態就是一種“平面風格”——席地而坐，擇地而臥，身體受力重心不離“地面”。

我國古代原本是沒有椅子的，也沒有現代吃飯用的大圓桌，人們普遍都是跪坐著交談、讀書、吃飯、休息等。可以說，中國古人初始的生活起居狀態就是一種“平面風格”——席地而坐，擇地而臥，身體受力重心不離“地面”。但是，自從西方的椅子傳入中國后，就改變了中國人的起居方式，將“平面”變為“立體”。

椅子改變了中國人的起居方式

與“平面”相對的，是西方人的“立體”起居方式——即身體重心離地，以椅、凳作為支撐工具。

其實，人類很早就學會坐了。第一把椅子出現于石器時期，椅子應該是從凳子發展而來的，貫穿于“蘇美爾文明”整個時期，椅子都在使用。古埃及文明一開始就有椅子，古埃及的椅子發展已經很豐富，皇室椅子的制作非常精美，扶手和靠背都已完整出現。下圖是古王國第4王朝胡夫法老的母親Hetepheres I的椅子（大約4500年前），是從吉薩金字塔旁邊的一個墓中出土的。

椅子相對于中國古老的文明來說，完全屬于舶來品，自從椅子進入中國并被普及以后，中國人的起居方式，也就漸漸由平面變為立體，由席地而坐變為垂足高坐。中國人從席地而坐到習慣垂足坐椅，其過渡時間大致在五代至北宋之間。

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早已習慣坐著椅子、伴著高高的桌子生活，其實這本是“西式”的起居方式，西式起居與中國文明結合，博大包容之下或許亦多少有著原生文明的失落。

但只要想一想，那時的人們長期以來在地上生活慣了，對于平民老百姓而言實在沒必要在居室里增添這么一個多余物件，而且也缺乏來源渠道。因此終唐一代，椅凳并沒有影響、改變大部分人的生活習慣。而大規模使用椅子始于宋朝，這基本成為共識。

從席地跪坐到垂足胡坐

唐代以前的人們，在室內仍以席為主，人們的主流坐姿仍然是席地而坐。需要一提的是，席地坐也是有規矩的，必須跪坐，當時稱之為正坐。

跪坐就是臀部放于腳跟上，上身挺直，雙手規矩的放于膝上，身體氣質端莊，目不斜視。有時為了表達說話的鄭重，臀部離開腳跟，叫做“長跪”，也叫“起”。在《后漢書·列女傳》中“樂羊子妻”勸丈夫拾金不昧時，就用這個姿勢說話。

有句成語叫“促膝談心”，是說兩個人跪坐在地上的席子上談話交流，越談越親密，不知不覺地越來越近，膝蓋都碰到一起了。在今天，人們用“促膝談心”來形容親密地交談心里話。

至于隨意地盤腿而坐，古人稱胡坐。同樣是坐地，“正坐”與“胡坐”相差很大。胡坐以卑賤不恭的臀部著地，把“不潔”的足部正面示人，無論對自然還是對他人的恭敬都大打折扣。因此很長時間里，胡坐被華夏禮儀看作失禮的表現（胡坐，顧名思義即胡人的坐姿）。

為什么說椅子讓中國走向衰落

跪坐才是華夏古人的標準坐姿。雖然進入隋唐后，中國進入了歷史上最具有文化包容力和兼容并蓄的時代，社會已經不那樣強烈地排斥胡坐了，但是跪坐（正坐）仍具有傳統禮法的地位。不過唐朝后期，文人的地位越來越低，武夫占據了社會的統治階層，社會風氣日漸墮落，大唐迅速走向衰亡，可能與“胡坐”越來越流行有著巨大關系，后文會說到原因。

關鍵的變革發生在宋朝

宋朝社會，隨著市民階層的崛起，中國進入平民時代，市井的活躍，經濟的繁榮，使椅子終于在全社會普及開來，以至上至皇家，下至平民，都坐到了椅子上生活，中國人的起居方式終于發生根本性變化——從“平面”變成了“立體”。

這種改革給中國人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不要小看這個變化，它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但影響了建筑風格、社會習俗、生活方式等，更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氣質，讓中華璀璨的文明進程走向衰落。宋朝以后，中國人的思維從此漸趨僵死、老邁、枯燥、壓抑……

椅子的舶來，使跪坐消亡

由于不坐地了，所以就用不著脫鞋了，中國人曾跟日韓人一樣的除履席居的習慣就此革除。而由于坐在椅子上比坐在地上高出了許多，所以桌案也必須升高以求適應，桌子高了，一系列的家具也隨之升高，相應的，房間窗戶也要升高，進而導致建筑結構的變化等等……

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變化，從“跪坐”到“椅坐”， “立體”起居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氣質。

跪坐是華夏古人的傳統坐姿，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家居態。與跪坐相得益彰的是中國人寬大飄逸的漢服，跪坐在席上，最能體現中國文明端莊、肅穆、寧靜、謙恭等禮儀風范。然而由于椅子的到來和普及，這種優美的身體符號沒了。

反過來想想，穿著寬大飄逸的漢服，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依著高高的桌子，仔細想想，是不是少了一點純正的味道？而西方人的緊衣窄袖坐在椅子上才好看，可如果穿那樣的服裝跪坐于地，不也顯得很別扭嗎？我們古人寬大飄逸的漢服，只有用跪坐的身形，才能充分地展示其雍容、端莊、寧靜、謙恭的美韻。

跪坐的消亡，使中國人的性格發生了變化

跪坐作為一個文化重要的符號標志，隨著椅子的舶來，慢慢消亡在中華的文明中，隨之消亡的是我們中華文化中的很多優良傳統。

例如，朋友之間再也不可能“促膝談心”了，夫妻之間也無法“舉案齊眉”了……想想看，古人跪坐在席上，雙膝相依四目相對，身體距離與心理距離都離得很近，很容易坦誠相待相互交心。

若是放到今天，兩個人面對面坐在椅子上再“促膝”在一起，不但兩個人自己覺得別扭，旁人看來也必覺得不倫不類。人與人原來誠摯地正面相對，變成了坐在椅子上側身相顧，或是隔著桌子拉開了距離，坦誠、信任的品格從此漸失……

正因為在歷史上擯棄了跪坐（正坐）的禮俗，中國人的精神氣質也變了——端正平穩變成了歪斜不定，原本的典雅變成了漸沾市儈粗俗與慵懶散漫之氣。

而席居生活，實為一種“大起大落”的生活——坐臥得低，突然站起便顯得高，因為中間落差的距離很大。這種“大起大落”天生就是“四平八穩”的反義詞，容易形成一種果敢、銳利和具爆發力的性格。

而當中國人普遍都在高桌高椅高床上生活了以后，由于坐臥站立的距離落差小了，“大起大落”的感覺便沒有了。奇妙的是，這時候中國人的性格也走向了四平八穩，并且用“中庸”來解釋自己四平八穩的合理性，把古人的哲學概念也拖進庸俗的境地。

跪坐的消亡，固定了中國文化的性格特征

現在，已經有人在醫學的角度上，發覺正坐對中國古人思維的影響了。不少人可能都有過這樣的體會：冥思苦想的時候，突然站起來走動，這時候，腦中靈光一閃……醫學上的解釋大意是從地上跪坐的狀態突然站起，由于距離落差大，體內“氣血”上沖，刺激腦部神經，使大腦思維功能瞬間加強，這種情況下更容易誘發靈感的迸發。

古代文人在思考、寫作的時候，由于思緒翻飛，難免會圍繞著案幾站站坐坐（沒有椅凳羈絆，站站坐坐很容易），多少哲思的火花，便在那許多次站起后的瞬間閃現。

我不敢武斷地說這種“站站坐坐”就等于在提高智力，但古人一會兒貼著地面思考，一會兒又凌空思考，這種大落差的轉換或許會帶來心理上的變化體驗，從而影響到思想的性格特點，以至影響、形成一個民族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心理。

中國文明最大部分的智慧成果也正是產生在那個席地跪坐的時代，尤其在正坐習俗最盛的周、秦、漢、魏、晉時代，是中國人最具靈性的時代，全面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性格特征。

跪坐的消亡，減弱了中國人的優勢思維

純粹的華夏哲學精神就是跪于天地之間思考，這是典型的東方思維修煉，講究的是頓悟，是靈光的閃現，是一瞬間就使思維達到終點。

與之對應的西方人思維，反倒是一種四平八穩的思維，它不講究頓悟，不需要太靈光，重視的是過程，重視老老實實地推論，所以西方人的邏輯演繹能力強于中國人。客觀地說，這兩種思維各有優長，由于文化背景各異，很難兼而優之，但是，要俱失之卻并不難！

也許是巧合，自中國人普遍地從地上站起坐到椅子上去以后，中國人的思維從此走向僵化，曾經有過先秦的深邃、魏晉的靈睿、盛唐的飛揚，而自宋以后，則漸趨僵死、老邁、枯燥、壓抑。

中國人一貫擅長的東方思維能力亦步亦趨地下降，只有在禪學中還得到了幾許繼承，而邏輯思維更是自古以來的弱項，從此以后，中華文化呈萎縮不前之勢，蓋因中國人的優勢思維正在減弱，而劣勢思維也未能增強之故。

跪坐的消亡，丟失了中華民族的陽剛之氣

其實正坐的優處還不只如此，它真正的意義是吻合中國古人的哲學思維和對待天地的態度。坐于地，表達了對大自然的親近，而采取跪坐，則表達了對大自然的敬畏，這正是華夏文明的原道精神；與之相對的是西方人“凌空而起”的“立體”起居，象征著疏遠自然、不敬天地，故西方人熱衷改造自然。

當中國人全部習慣坐椅子的時候，這時的日本人突然又模仿起中國古人的跪坐了（朝鮮人更習慣盤腿坐，也即胡坐）。因此今天我們不要鄙夷日本人喜歡跪坐，他們是我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