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龍、蟒、飛魚、斗牛是明代服飾中常見的裝飾紋樣，隨著明代絲織業的不斷進步，這些紋樣在傳統造型的基礎上也逐漸發展出了自身的特色，而這種發展又與明朝的文化、政治背景密切相關。

龍、蟒、飛魚、斗牛是明代服飾中常見的裝飾紋樣，隨著明代絲織業的不斷進步，這些紋樣在傳統造型的基礎上也逐漸發展出了自身的特色，而這種發展又與 ，宦官入侍時穿著。《酌中志》里提到：“（司禮監太監）皆穿貼里，先斗牛，次升坐蟒。”衣上蟒紋如為單蟒，臉部皆為側面斜向，而坐蟒則為正面，與皇帝的正面坐龍很相似，尤其尊貴。蟒、飛魚、斗牛外形既像龍，又多為皇帝親近之人所穿，故被看作十分難得的榮耀，皇帝也常將飾有這類高級紋樣的衣物、匹料賞賜給有功的文武大臣及外國國王、部落首領等。弘治十五年，《大明會典》修成，明孝宗為獎勵參與編修的大臣，特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蟒服，開內閣大臣賜蟒之先例。

隨著賜服的增多，內官和大臣們也尋找各種機會身穿蟒服作為炫耀。弘治十七年，孝宗對劉健說內臣僭穿蟒衣的現象尤其多，并申明服色禁令：“蟒龍、飛魚、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敝，不宜輒自織用。”而早在正統十一年，明英宗就對工部官員下令，凡有織繡蟒龍、飛魚、斗牛等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穿用的人，重罪不宥。天順二年，又規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龍、飛魚、斗牛、大鵬、像生獅子、四寶相花、大西番蓮、大云花樣等。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鏞奏請禁用蟒衣，并直接對蟒紋的造型提出質疑：“國朝品官無蟒衣之制。夫蟒，無角無足，今內官多乞蟒衣，殊類龍形，非制也。”建議內外官員有受賜者皆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造，違者坐以法。孝宗表示贊成，并頒布了相關禁令。弘治十三年，又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鎮守、守備，違例奏請蟒衣、飛魚衣服者，科道糾劾，治以重罪。

盡管皇帝三令五申不允許大臣制作、穿用有蟒等高級紋樣的服飾，但為了表示自己對臣下的優遇恩寵，又屢屢將之作為賞賜，如前面提到孝宗賜劉健等蟒服即是一例。因此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感嘆：“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賚屢加，全與詔旨矛盾，亦安能禁絕也！”沈的說法可謂切中要害，雖然禁令出自皇帝，但蟒衣之泛濫，與皇帝自身的做法大有干系。

由于不斷賞賜，使得內庫所存各類高級紋樣織物都已用盡，正德元年，尚衣監就說：“內庫所貯諸色纻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襕并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明武宗許可，于是又織造了一萬七千余匹。成化、弘治時，賜服還比較慎重，到正德年間，太監劉瑾用事，受寵的內官們紛紛乞請賜服，導致濫賞日增。明武宗對此并不在意，甚至做得更過火。正德十三年正月，武宗還京，下旨令文武官員穿曳撒、大帽、鸞帶迎候，并賞給群臣大紅纻絲、羅、紗各一匹，所賜紋飾等級也不按慣例操作，如給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等。受賜的大臣們連夜將匹料趕制成曳撒，次日就穿戴好到德勝門迎駕。由于受賞賜的人數過多，內庫再次告竭。

朝廷對賜服的寬縱，導致未獲賜的官員以及民間紛紛效仿，服飾僭越現象越來越多。《萬歷野獲編》中舉出了三類比較典型的人，一是勛戚，如公、侯、伯支子勛衛，有些不過是八品的散騎舍人，還有些閑居在家或廢罷的，都敢穿麒麟服、系金帶。駙馬的庶子，照例只是平民，納個外衛指揮的空銜，也敢穿著四爪象龍的紋樣。二是在京的內官，穿著似蟒又似斗牛的衣服，名為草獸，揚鞭道上，無人敢問。各王府承奉，曾受賜飛魚服的自不必說，就連沒有受賜的，也穿蟒袍、系玉帶。三是婦女，如在外士人妻女，使用蟒袍玉帶相沿成習，已成天下通弊，京師尤其嚴重，就連仆婦和教坊女子，出門都頭戴珠翠，身穿文繡花樣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等無所不有。《舊京遺事》的記載也證實了這樣的說法：“或有吉慶之會，婦人乘坐大轎，穿服大紅蟒衣，意氣奢溢，但單身無婢從，卜其為市傭賤品。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富給不可得也。”類似的現象在明代小說中也有描寫，如《金瓶梅》第七十三回：“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著青緞五彩飛魚蟒衣，張牙舞爪，頭角崢嶸，揚須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送我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極口夸道：‘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過界兒去哩！’”

明世宗登極時，下詔重申服禁：“近來冒濫玉帶，蟒龍、飛魚、斗牛服色，皆庶官雜流并各處將領夤緣奏乞，今俱不許。武職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絕之。”但世宗本人很快也加入到濫賜服的隊伍中，所以這類禁令并沒有太大效果，多成一紙空文。蟒紋的僭用不但沒被禁住，反而出現了五爪蟒龍這一“超級”紋樣。

蟒龍原為蟒之別稱，而五爪之龍被稱作蟒龍也和賜服有關。按《萬歷野獲編》的說法，人臣的賜服一直以坐蟒紋樣為最高等級，而“袞龍”二字只能用來稱呼皇帝的龍袍（即袞龍袍），明成祖永樂時始有賜親王及他王袞龍袍的，被視作“非常之典”，但只針對皇帝的親弟侄。自英宗以來，也賜給一些比較疏遠的郡王，已屬“濫典”。明世宗時，晉府交城王朱表柚為庶出，通過賄賂嚴嵩而冒襲郡王爵位，本當革去，但朱表柚迎合世宗求仙好道的心理，上表進獻白鹿，自稱得于藐姑射山仙洞中，世宗十分高興，不但沒有追究襲爵的事，還賞賜大紅金彩袞龍袍三襲。穆宗之后，藩王獲賜袞龍袍的就比較少了。如果賞賜外國國王或部落首領（夷王）的衣服袍料中有五爪龍紋的，則只稱“蟒龍”，不稱“袞龍”，以稱謂的不同顯示尊卑有別。正德十三年，天方國王寫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