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冠服制度的核心在于“有崇尚華麗紋飾”和崇尚質樸素凈兩種取向。

中國古代冠服制度的核心在于“禮”，禮服有“尚質”和“尚文（紋）”之別，《禮記·禮器》：“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此以素為貴也。”就是說“禮”有崇尚華麗紋飾，和崇尚質樸素凈兩種取向。用于祭天的大裘冕樸素無華，為“尚質”的代表；常用于登基等隆重大典的袞冕，因為其上有各種章紋，有華彩，往往被視為“尚文”之服。

在實際操作中，人們往往傾向喜愛“華麗”的禮服，所以袞冕受到的重視也更多，象征意味也更大，成為少數(shù)延續(xù)數(shù)千年并且被長期持續(xù)投注大量關注和討論的帝王禮服。

北宋聶崇義《三禮圖》中的大裘與袞冕，可以看出大裘全身無紋，袞冕滿身章紋。

中國冠服雖具有很強的制度延續(xù)性，被納入國家律法禮儀規(guī)定的范疇，體現(xiàn)在令典、律法、條格文、禮部式、詔敕文等法律規(guī)范性質的條文，以及各種禮典、會典等文件中。但在具體形制細節(jié)的操作上依然會有許多變化，因時損益。宋代崇禮尚文，冠服制度最為繁縟，細節(jié)改制也最為頻繁，宋史中有記錄對于袞冕的調整和討論就多達十余次。

唐宋時代，最重要的冠服文件為令典中的《衣服令》。宋初淳化三年（992年）校勘唐令而成《淳化令》，仁宗天圣時編修《天圣令》，此后一直到南宋，一直有對冠服制度進行修改的記載。完整令文已不存，但從其他文本的轉引以及禮文、詔敕中，還是能大致上了解各個時期的冠服制度和執(zhí)行情況。

觀察北宋袞冕制度的不斷改動過程，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即袞冕在“華麗化”與“還古禮”之間的多次反復。在北宋前中期，袞冕越發(fā)華麗化，形成了一種繁飾耀眼程度居于歷代之首的袞冕，將禮服“以文為貴”的一面發(fā)揮到極致。與此同時，朝堂上關于袞冕實際執(zhí)行中繁飾化的批評也一直未停，在三次改制之后，終于在北宋后期，才回歸相對收斂的狀態(tài)。

下面我們就這一現(xiàn)象做一大體梳理，并對這版“華麗袞冕”嘗試進行推測復原。

—、北宋初的袞冕制度與裝飾傾向

（一）照搬唐令的袞冕制度

首先來回顧一下北宋前期袞冕的制度情況，以及當時已經產生的華麗傾向。北宋初參照前代制度規(guī)定了皇帝、皇太子、后妃、諸臣等服式。建隆元年（960年）二月，太祖趙匡胤登基，太常禮院上請制造袞冕、絳紗袍、通天冠的制度令式。此時的袞冕制度，沿襲的是唐五代之舊制，令文還未來得及進行改變。《宋會要輯稿》《太常因革禮》均引《禮閣新編》的記載：“太祖建隆元年，太常禮院言：‘準少府監(jiān)牒，請具袞龍衣、絳紗袍、通天冠制度令式。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玄衣、纁裳……’詔可。”

敦煌初唐壁畫與《歷代帝王圖》中的袞冕形象，大體為相對常規(guī)的唐代樣式。

比照復原出來的唐開元《衣服令》，我們可以看到在制度上，宋初的袞冕令文幾乎是直接沿用唐代文本，敦煌初唐壁畫以及《歷代帝王圖》中的袞冕帝王形象，大體反應了這種常規(guī)唐代袞冕制度。

（二）實際卻“多飾珠玉，華而且重”

但需要注意的是，《玉海》中還提到，乾德元年（963年）少府監(jiān)楊格少監(jiān)王處訥等上新造皇帝冠冕，“先是郊祀冠冕多飾珠玉，太祖以華而且重，故命改制”，乾德元年閏十二月乙亥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太宗亦命去珠玉之飾”。可見雖然正式的禮令文沒變，但當時袞冕的實際情況，已是“多飾珠玉”“華而且重”的狀態(tài)，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曾下令對其進行簡省。

北宋初年這種袞冕裝飾繁復珠玉的傾向，應當是直接繼承自唐末五代的風氣。晚唐以來，繁飾之風愈演愈烈，在禮服盛裝上也尤為明顯，如繪于五代的敦煌莫高窟98窟于闐國王李圣天袞服像，袞冕上便有復雜的立體金飾，并鑲嵌垂掛滿綴飾。李氏于闐與曹氏敦煌以及后晉、北宋有密切往來，并曾自奉中國守臣，后晉使臣高居誨曾稱其冠服與中原無異，可以窺見當時中原袞冕的華麗風貌。

莫高窟98窟于闐國王像，繁復裝飾的冕冠。

二、北宋中期華麗版袞冕及三次簡化

（一）華麗袞服初現(xiàn)規(guī)模

但太祖、太宗的命令看起來并未產生太持續(xù)的效果，此后的文獻中多次出現(xiàn)相當復雜的細節(jié)記錄。《宋史·輿服志》里“袞冕之制”開篇，便有一段未提具體年份的描述，呈現(xiàn)一種充滿大量繁復細節(jié)的狀態(tài)，和令式中傳統(tǒng)簡約的條文完全不同，令人觀之震撼，留下深刻印象。此段描述也出現(xiàn)在北宋英宗時編撰的《太常因革禮》所引慶歷《國朝會要》，以及元代編纂的《文獻通考》里，文字基本一致，整理摘錄如下：

袞冕：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后十二旒。二纊，并貫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為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真珠、雜寶玉，加紫云白鶴錦里。四柱飾以七寶。紅綾里。金飾玉簪導，紅絲絳組帶。亦謂之平天冠。袞龍服，青色，日、月、星、山、龍、雉、虎蜼七章，紅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紅蔽膝，升龍二，并織成，間以云朵，飾以金钑花鈿窠，裝以真珠、琥珀、雜寶玉。紅羅襦裙，綉五章，青褾、襈、裾。六采綬一，小綬三，結玉環(huán)三。素大帶，朱里。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綬帶飾并同袞服）白羅中單。青羅襪帶，紅羅勒帛，鹿盧玉具劍，玉標首。鏤白玉雙佩，金飾，貫真珠。金龍鳳革帶。紅襪，赤舃，金钑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廟，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受冊、尊號，元日受朝，冊皇太子則服之。

此段描述出現(xiàn)大量從未有過的新細節(jié)：比如冕上在原有珠旒外還另加一層“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冕版上的“玉七星”、多達四十八個的“琥珀瓶、犀瓶”，四周有“珍珠、雜寶玉鈿”飾的“金絲網”“七寶四柱”，以及表里包裹的華麗“龍鱗錦、紫云白鶴錦”；身上的衣、裳、蔽膝，除了復雜的章紋外，還有用“珍珠、琥珀、雜寶玉”裝飾的“云朵、金钑花鈿窠”；以及腰上的“金龍鳳革帶、青羅盤結四神帶、紅羅勒帛”，赤舄上的“金钑花四神玉鼻”，蔽膝由唐式的龍、火、山章改為“雙升龍”……可以說這套禮服，從頭到腳都被珠玉、寶石、錦繡裝飾了一遍。

（由于《宋史》中在這段前加有一句歸納——“宋初因五代之舊”，所以以往通常被籠統(tǒng)地當做“宋初之制”，但時代更早的《國朝會要》《文獻通考》中同段均未標明具體時間，并且在最末提及用途時都稱“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此二宮為宋真宗時才興建的建筑，《國朝會要》為仁宗慶歷年間完成修撰。所以本制的時間不一定是嚴格意義的北宋初年，更可能是真宗、仁宗期間的某版記錄（有學者如倪晨輝老師便認為當是仁宗初期《天圣令》中的條文，但唯有章紋數(shù)目上七、下五和仁宗期間其他制度上八、下四不符，認為當是誤植）。具體情況如何需再斟酌研究，但這段描述至少一定程度反映了北宋前中期，特別是真宗、仁宗時袞冕的華麗情況，可以作為討論仁宗朝袞冕制度的重要參照。）

宋仁宗趙禎即位之初（1023年），實際的執(zhí)政者為章獻明肅太后劉娥，所以第一個年號“天圣”也正有“二人為圣”之意。劉娥喜著帝王服飾，并多次就禮服細節(jié)大做文章。當時袞冕制度的進一步華麗化，除了延續(xù)晚唐五代風氣外，或許也與當時女性當政有一定關系。

但仁宗本是一位性情寬厚，不事奢華的帝王，所以明道二年（1033年）章獻太后崩逝，仁宗親政之后，開始了多次關于袞冕簡化的討論與改制令，但在執(zhí)行中屢屢失敗。

（二）首次改制：稍減珍華（景祐二年1035）

首先以禮服“多沿唐舊而循用之，久則有司浸為繁文，以失法度”為由，在景祐二年（1035年）開始對華麗的袞冕進行第一次仔細的簡省改造。《太常因革禮·卷二十四·輿服》中引錄《禮院例冊》中仁宗景祐二年的一次關于袞冕的敕令，主要目的就是“稍減珍華，務從簡約”：

景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敕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與禮院同，其衣詳?shù)涔手圃臁?strong >冠冕，令稍減珍華，務從簡約。仍先具圖進呈續(xù)奉敕。通天冠絳紗袍更不修制外。平天冠，天版元闊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今制造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減翠旒并鳳子，前后使二十四旒，并合典制。天版頂上元是織成龍鱗錦為表，紫云白鶴錦為里，今制進使青羅為表，彩畫為龍鱗紅羅為里，彩畫出紫云白鶴。所有上面犀瓶子、琥珀瓶子各二十四箇，今減不用……（詳略）……六采綬依舊，減絲織造，所有玉環(huán)亦減輕造。帶頭金葉減去，卻用銷金制造。四神帶更不用。劍、佩、梁帶、襪、舄并依舊。

原文為一段極繁瑣冗長的記錄，是文獻中第一次正式明確描述仁宗時的袞冕細節(jié)。若仔細閱讀可發(fā)現(xiàn)，這次對袞冕的改制，對過于華麗的裝飾都進行了減定，并一條一條詳細描述了此前的形制細節(jié)，以及需要作何改動。從中我們可以補充得知“景祐二年”以前，仁宗天圣、明道年間（即章獻太后在位時）袞冕制度的實際執(zhí)行情況，除了章紋有出入，其余裝飾基本和前文《國朝會要》中描述一致。

此次改制中主要減去了其中特別離譜，并且于禮無據(jù)的翠旒、碧鳳、龍鱗錦、紫云白鶴錦、犀瓶、琥珀瓶、七寶、分旒玉鉤、四神帶等裝飾，以及減少各種過多的金絲結龍、鈿窠云子、珍珠裝綴花樣，對金絲、綬帶也進行減細、減絲，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