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是北宋政壇上如雷貫耳的大牛,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在后世也享盡景仰。
說起這類被“嚴重高估”的名人,尤其值得今人回味的,當屬宋代和明代,兩位至今仍“聲名赫赫”的“著名政治家”。
首先一位,就是北宋政壇上如雷貫耳的大牛,著名的“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在后世也享盡景仰。以人品說,司馬光剛正不阿,且“不取非色,不近非財”,標準的職場模范。以“史學”和“文學”的成就說,司馬光也是實至名歸,一部《資治通鑒》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不朽經典。但是,以“政治家”來說,這位常被后人冠以“一代名相”的“風云人物”,卻是嚴重的不合格。
因為這位“名相”,一輩子都有個致命的毛病,按現代的話說,就是“不負責任的偏執”。司馬光的這個“毛病”有多嚴重?可以先看一樁王安石變法時的“小事”:他一度受命“知永興軍”,拼命反對“新法”的他,到了當地就憤怒開炮,大罵“唯青苗助役為陜西之患。”且把這些“新法”禍國殃民的場景,說得有鼻子有眼,卻把宋神宗氣得哭笑不得:這“青苗助役”法還只是個構思,根本就還沒實行呢?
如此“為罵而罵”的風格,作為文人,頂多是個笑話,作為大權在手的政治家,后果也可以想。
待到一生矢志變法的宋神宗與世長辭,憋屈了多年的司馬光風光拜相,在太后的撐腰下大權在手。他這“毛病”也到了巔峰,當年還只是“為罵而罵”,這下卻是“為反對而反對”。只要是“新法”支持的政策,別管效果好壞,犯在他手里說砍就砍。“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說砍就砍,曾造就大宋“戎具精勁”的軍器監也被廢除,甚至,就連大宋將士浴血收復的西北國土,也被他大手一揮,幾年后大片割給了西夏……如此操作,當時不但“變法派”不理解,就連許多曾與他一樣,曾極力反對“變法”的舊黨,也是連呼想不到。比如曾是堅決“反變法派”的范純仁蘇軾等人,特別是因為“反變法”受盡磨難的蘇軾,經過多年民間浮沉,早已看懂了“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的效果。宋神宗駕崩伊始,他們也曾苦口婆心,阻止司馬光的“為反對而反對”,然后也被司馬光罵得狗血淋頭。硬骨頭的蘇軾,還憤怒“回贈”司馬光一個“名號”:司馬牛!但別管怎么反對,憑著這一股子“牛勁”,司馬光終于辦成了他要做的事,“效果”也是實打實。宋神宗駕崩前,大宋國庫充裕,錢糧足夠支用二十年。司馬光“當家”后,把新法來了一頓“廢除”,大宋看上去國泰民安了,沒幾年財政就捉襟見肘,到了幾年后高太后去世時,已是“帑稟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邊境上更被西夏一撥接一撥暴打,一頭栽進“積貧積弱”的歷史大坑。
如此“政治業績”,也正如數百年后,明末學者王夫之那聲憤怒抨擊:“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大宋這個“家”,就被這么一位名聲好卻亂發力的“名相”,稀里糊涂敗了。而說起與司馬光類似,也至今常被高估的“明代風云人物”,更得說說一位“野史”里常見的“正義人物”:徐階。
在諸多以“打嚴嵩”為主題的明代野史戲曲影視劇里,徐階堪稱是著名的“正義力量”。放在明代歷史上,他也同樣是“扳倒大奸臣嚴嵩”的主導者。嚴嵩倒臺后,那場再造 輝煌的“隆萬中興”里,一度官居內閣首輔的徐階,也被看成這場“中興”的中流砥柱人物。但以工作成果說,他確實被“夸大”了。
當然,這里的“夸大”,并不止說這位“清流”首輔,那坐擁六萬畝土地的“經濟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效果問題。
徐階作為“首輔”的業績,主要集中在嘉靖晚期至隆慶早期,以各類史料的夸贊說,那段時期他“以威福還主上 ,以政務還諸司, 以用舍刑賞 還公論”,確實做了很多順應人心的好事。比如“平反冤獄”等大事,效果更是“朝野號慟感激”。但是,對于嘉慶隆慶之交的明王朝來說,這點事,根本解決不了核心難題。
因為當時明王朝的最大難題,是積弊日深的腐敗。經過嘉靖年間吏治的“放飛”,特別是嚴嵩父子二十年如一日的胡糟,明王朝的吏治,發展到十六世紀中期時,就已是一片觸目驚心。以明朝改革家張居正的哀嘆說“政以賄成,財貨上流”。行賄受賄都成了家常便飯的事情,各種腐敗到習慣的景象,甚至叫張居正發出“豈有異于漢唐末世”的驚呼。腐敗,已經成了此時明王朝的生死大事。
但對這生死大事,徐階的態度,卻是能糊弄則糊弄,作為一位精于權術的老官僚,懂得收攬人心的徐階,卻不會輕易去碰“治腐敗”這個高壓線。他擔任首輔時,做的最多的并非整頓吏治,而是“講學”。身為陽明心學高徒的他,首輔大權在手,也就熱衷于“學術活動”。嘉靖晚期至隆慶早期,他憑著首輔的身份,主持了多次“講學”活動,效果“聽者躍然”,但根子上說,就是助長了大明朝的“務虛”風氣。也就是在這火熱的“講學”活動里,看上去一片“學術氣氛濃厚”的大明朝堂,卻是“言不出口為淳厚,推奸避事為老成……虛默高談為清流”。大明朝“貪風牢不可破”,等于“貪病”沒治了,又平添了“懶”病。“講學”火熱的官員們,更是“垂首喪氣,無復志節”。越嘴里念著公忠體國,越是無節操墮落。不得不說,這就是徐階首輔的“好業績”。
直到隆慶三年起,鐵腕首輔高拱接替徐階,隨即開始了刮骨療毒般的反貪操作,嚴懲一切貪腐現象,對各種流行多年的“潛規則”零容忍。以隆慶年間大明朝堂“官不聊生”的代價,換來“是以數年之內,仕路肅清”的好成果,真正開啟了國富民強的“中興大業”。以這個意義說,治國先治腐,不能靠嘴上的好名聲,卻得靠實打實的政策。
參考資料:楊碩《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陳明光《宋神宗傳》、岳天雷《高拱的懲貪及其代價》《由保守到改革:明代隆慶政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