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服的染織工藝——絲織工藝，讓漢服變得精致美麗的工藝

隋唐的染織工藝（公元581—618—907年）

隋唐時代是我國古代社會經濟文化鼎盛時期，也是染織工藝高度發達的時期。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楊堅奪取政權，建立隋朝，定都長安。楊堅就是隋文帝。公元589年，隋滅陳，結束了長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統一了中國。

全國統一以后，社會秩序安定下來，南北的經濟、文化得到了交流。隋政府繼續實行北魏以來的均田制，農民的負擔比以前有所減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經過人民群眾的辛勤勞動，農業生產和手工業都有新的發展。在統一的政權下，中原同邊境的經濟聯系的也加強了。隋煬帝曾三次派人去臺灣，又派人去西域。

公元605年，隋煬帝下令開鑿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全場3580多里，以洛陽為中心，東北到河北涿（zhuo）郡，東南到浙江余杭，它是我國古代聞名的工程。對南北經濟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618年，隋朝的李淵在長安稱帝，建立唐朝。

唐朝289年，一般又把它分成四個階段即自開國到睿宗先天（618—712年）為初唐，自玄宗開元到代宗永泰（713—765年）為盛唐，自代宗大歷到憲宗元和（766—820年）為中唐，自穆宗長慶到唐朝滅亡（821—907年）是為晚唐。唐朝的疆域廣闊，東到大海，北約巴爾喀什湖，東北至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一帶，南及南海諸島。

隋唐時期，農業經濟的高度發展，給染織工藝提供了原料等物質基礎，促進了染織工藝的提高。絲織品的產量更有了空前的擴大，繅絲技術有很大改進，由原來簡單的繅絲框，發展成比較完善的手搖繅絲車。唐詩有’每和煙雨掉（搖）繅車”句，就是反映當時農村婦女常常利用陰雨天繅絲的情景。唐代著名詩人李賀在《感諷》詩中寫道：“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h官騎馬來，獰色虬紫須。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越婦拜縣官：桑芽今尚小，會待春日宴（暮春），絲車方擲掉。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縣官踏餐（飽食）去，薄吏復登堂。”

①隋代的染織工藝

隋代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但是在完成統一事業以后，曾出現了經濟文化發展的局面，為后來唐代經濟文化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因而它是一個重要的過渡歷史階段。

隋代的染織，雖然民間也有著較普遍的發展，但主要生產仍操縱在統治者手里。當時曾設有專門機構來管理染織生產，如隋煬帝時有少府監，下屬有司染署和司織署；以后，兩署又合并為染織署。

絲織工藝的生產，在北方仍以河北定州為中心，相州（今安陽一帶）的綾文細布也是有名的；在南方，具有悠久歷史的成都蜀錦，生產仍很發達。據《隋書·地理志》所記，蜀郡是“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mou）于上國”。江西的豫章郡（即今南昌），染織也很發達，所謂“一年蠶四、五熟，勤于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

隋代的絲織遺物，在新建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曾有出土：聯珠小花錦，大紅地黃色聯珠圈中飾八瓣小花圖案，這應是唐代最為盛行的聯珠紋錦圖案的濫觴。棋局錦，是紅白兩色相間的方格紋。彩條錦，是用菜綠和淡黃兩色織成的彩條紋。這些錦的圖案明快大方，別具一種藝術風格。同地還出土綺多種，有聯珠紋套環團花綺，聯珠紋套環菱紋綺，另有一種回紋綺，色彩復雜，有紫、綠、大紅、茄紫等四種顏色，織成回紋圖案。

日本法隆寺曾保存了一些隋代的絲織品。其中著名的有四天王狩獵文錦，圖案以樹為中心，配飾四個騎馬的胡人作射獅狀。這種圖案具有波斯工藝的風格，反映了我國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影響。此外還有白地狩獵文錦，紅地雙龍文錦，紅地華文錦，鸞文錦等。蜀江錦是四川成都所產的一種絲織品，它的特點是在幾何形的圖案組織中飾以聯珠文，這幅錦以緋色作主調，具有獨特的藝術效果。此外還有廣東錦，日本稱為太子間道，或稱間道錦。在紅地上織出不規則的波狀紋，看來似用染經的方法織造，這是當時我國南方的特產。

隋代印染的制作，已創造出一種用木板雕出花紋，然后將布夾著入染的方法，即唐代所稱的夾纈。隋大業年間（605—617年），隋煬帝命工匠加工五色夾纈花羅裙百件，“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說明多套色鏤空版印花技術已達到一定水平。在日本，夾纈被稱為折文布。法隆寺存有隋代花鳥折文絁（shi），阿斯塔那也曾出土高昌延昌二十六年（即隋開皇六年，公元586年）夾纈，絹質，天藍色地，上面遍布白色小團花（由中間一個小點，周圍七個小點組成）。同時還出土隋代絞纈數件，一位栗色，一位大紅、茄紫、墨綠色。這些都是極為珍貴的隋代印染史料。

在隋代，我國西南一帶還出產斑布和孔雀布。據《隋書》記載：“諸蠻多以斑布為飾，……二十二年遣使至其國求奇貨，得吉貝衣十襲。”又記：“適雅唐楚州貢孔雀布，謂華文如孔雀，即南斑布之類。”可見隋代的染織品種還是較為豐富。

此外據《隋書·禮儀志》記載，當時還有青油幢、綠油幢、赤油幢等各種彩色防雨避塵的車簾，用來裝飾帝王后妃所乘坐的車輛。說明當時在干性油中添加各種顏料，使涂層具有美麗色彩的技術已經產生。

②唐代的染織工藝

唐代開國后，為了恢復生產，保證國家財政來源，除采用并改進均田制外，又實行了“租庸調”的賦稅和徭役制度。“租”是丁男每年向政府交納粟二石或稻三斛；“庸”服徭役二十天，閏年加兩天；如不服役，每天折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調”是每年交納絹或其他絲織品二丈，棉三兩；不產絲棉的地方則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租庸調制度的實行，對社會經濟的恢復起了推動作用。

《冊府元龜》曾記載天寶八年隋政府所收入的染織品的具體數字：絹七百四十余萬匹，綿一百八十五萬余屯，布一千六百零五萬端。從全國十個道的貢品看，絲麻織工藝生產幾乎遍及全國。又據《通典》、《食貨典》賦稅條所記，天寶年間，“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余萬端匹屯貫石，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不在其中。”白居易《秦中吟·重賦》曾描寫“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死充征賦，上以奉君親。”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民間染織工藝的普遍發展和征賦之重。

唐代的染織工藝生產機構在中央的少府監下，設有染織署，這是專門管理染織生產的部門。根據《唐六典》記載，唐貞觀年間（627—649年）設立染織署，管理二十五個染織作坊，即織衽作十個，組綬作五個，紬線作四個，練染作六個。各染織作坊分工很細，如“織衽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絹，三曰絁，四曰紗，五曰綾，六曰羅，七曰錦，八曰綺，九曰綢，十曰褐）；組受之作有五（一曰組，二曰綬，三曰絳，四曰繩，五曰纓）；紬線之作有四（一曰紬，二曰線，三曰弦，四曰網）；練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絳，三曰黃，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時月”。這種記述，是比較合乎實際情況的。同書記載，根據染織產品的優劣，又分為許多等級。如“凡絹布出有方土，類有精細，絹分為八等，布分為九等”。并且具體地記載了宋、亳（bo）等州的紵，宣、潤等州的火麻，皆為一等；鄭、汴等州的絹，常州的紵，皆為二等；滑、衛、貝、博等州的絹，揚、沔（mian）等州的紵，皆為三等；齊、許、恒、定等州的絹，蘇、杭等州的紵，皆為四等，等等。反映了唐代染織生產的興盛和豐富。

③絲織工藝

唐代絲織生產有官營和私營兩種作坊。唐初武則天時代，朝廷有綾錦作坊巧兒（織工）三百六十五人，內作使綾匠八十三人，掖庭綾匠一百五十人，內作巧兒四十二人。這些都是官營作坊。

除宮廷作坊之外，唐代的絲織工藝生產，遍布于全國各地?！短屏洹芳懊鞔櫰鹪犊妥樥Z》記載，諸道所貢絲綢，有河北道的定、鎮、魏、相各州，河南道的蔡、兗、滑、豫各州，淮南道的揚州，江南道的越、潤、蘇、湖、杭各州，劍南道的成都、綿、蜀、漢各州等地區。這些地區都是絲織產地。其中著名的有：劍南、河北的綾羅，江南的紗，彭、越二州的緞，宋、亳（bo）二州的絹，常州的紬，潤州的綾，益州的錦。定州有細綾、瑞綾、兩窠（ke）綾、獨窠（ke）綾、二色綾、熟絲綾；蔡州有四窠綾、云花綾、龜甲綾、雙矩綾、鸂（xi）鶒（chi）綾；揚州有番客袍錦、被錦、半臂錦、獨窠綾；越州有寶花綾羅、白編綾、交梭綾、十樣花紋綾、生縠（hu）、花紗、吳絹等；平整十分繁多。

總的來說，在唐代前期，絲織品以河北定州為中心。詩人李白形容當時河北清漳一帶的絲紡情況是：“繰（zao）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安史之亂后，黃河流域遭到巨大破壞，“人煙斷絕，千里蕭條”。而北方每遭一次戰亂，就有大量人口南遷。因此長江流域不但沒有遭到破壞，反而蓬勃發展起來。江東的絲織業也有了顯著的發展。據《國史補》記載：“薛兼訓為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聚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新樣，綾紗妙稱江左矣。”

吳越本來是以產麻葛織物馳名，鮑溶《采葛行》：“葛絲茸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