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用自己一番白衣如雪的祭拜。

一件深衣，一份信仰，一個人。

多年以后，我想我會記得這天，一場盛大的祭禮，一次對儒家文化的呼喚，一群崇尚傳統的中國人。

只是，我依然堅持的相信，這是一個人的祭禮——白衣勝雪、不染纖塵。

——摘自方哲萱《一個人的祭禮》

一、

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方哲萱25歲。

她說的這一天，是2004年11月12日，天津建衛600周年紀念日。

那一天鑼鼓喧天，熱鬧非凡，但年輕的方哲萱心里卻有些沉重。面對這場旨在弘揚傳統文化的盛大活動，她是有些疑慮的。

雖然“楊柳青”、“媽祖節”以及“祭孔大典”的活動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可方哲萱卻還是覺得少了些什么。

在那一刻，她愈發覺得自己即將的行動，意義非凡。

于是，她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她用自己一番白衣如雪的祭拜，在滿場的頂戴花翎中，只身上演了一場關于漢服復興的舉目壯舉。

這場單刀赴會式的祭拜，在當時的場景下顯得格格不入，但她遺世獨立的單薄姿態，以及后來的那篇《一個人的祭禮》，卻迅速在網絡傳播。

2012年9月，在越來越大的“漢服祭孔”呼聲下，舉辦方終于將表演服裝改為漢服。

漢服運動，由此進入了更多人的視野，并且迅速收獲了一批擁躉。

二、

不過，方哲萱的“只身漢服祭孔”只是漢服運動推進的一個高潮而已，這場活動的肇始，還可以往上追溯。

2003年11月22日，中原大地的鄭州街頭，陽光正好，秋色宜人。

此時，走在路上的電力工人王樂天的心里是平靜的。

雖然他的穿著看起來有些怪異，似乎與周圍的車水馬龍有些突兀感，但是他很坦然。

就這樣，面對路人的議論、孩童的不解，他完成了現代“著漢服上街”示眾的一個嶄新旅程。

這一天，距離上次漢服以平常裝束走在街頭，已經三百多年。

應該感謝那位叫張從興的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記者，是他把王樂天的事跡投諸了報端，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雖然王樂天當時是坦然的，但在報道中他還是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在人群之中，人們把他誤解為日本人，而他身上的那件漢服，則被很多人當做“和服”看待。

“在街上，沒有一個人說我是中國人，這是中國最大的悲哀！”——事后，34歲的王樂天如是說。

這一行，堅定了他推廣漢服文化的決心。

這篇報道，把“漢服運動”第一次推上臺面，并迅速傳播擴大，成為社會公眾事件。

2003年，是普遍認為的“漢服運動元年”，自此，越來越多的漢服愛好者走上了街頭巷尾。

三、

早期漢服運動的孤獨感如果繼續往上追溯的話，關于漢服運動的影子還有很多。

比如網友自制漢服，比如網友著漢服束發彈琴——不過這些聲音是微弱的，沒有激起太多的波瀾。

即便是到了王樂天，到了方哲萱他們這里，雖然漢服運動已經走入了大眾的眼簾，但作為身體力行者，他們還是一個略顯單薄的孤獨群體。

我一直覺得，一件事物有孤獨感并非什么壞事。孤獨往往會使事物變得純粹，而純粹，會使他們變得更深刻。作為草根，王樂天和方哲萱的力量是微薄的，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思慮的深刻。

而一旦大眾抱著“保護”或者“熱愛”的善意涌入，試圖去拯救或者擊碎這種孤獨感，這樣的深刻往往也會隨之大打折扣。

我毫不懷疑民眾情感的真摯，但對它所帶來的影響，我保留意見。

美學家蔣勛先生在說：

“如果活不出孤獨感，如果不能特立獨行，那么，藝術和美是沒有意義的，只不過是附庸風雅而已。”

我覺得漢服運動也是如此。自王樂天肇始后，十多年的風雨漫濾和大眾趨附中，它在眾人之間的孤獨感已經不再，而它的純粹感，也已消弭。

擊碎孤獨感無可厚非，但倘若其背后的純粹和深刻也隨之被擊碎的話，我覺得是得不償失。

現代漢服運動的功利化與表演欲十多年過去，“漢服復興運動”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上演，而各種論調，也是眾說紛紜。

一般來說，我們把漢服運動興起的根本因素都是歸結于中華國力的再次強盛。這是對傳統文化急切的呼喚，是民族自豪感的回歸，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彰顯。

自明末清初的“ ，不從者斬”之后，傳統的漢服日漸消弭。雖然其間也有一些小范圍的波瀾起伏，如袁世凱漢家衣冠祭天，章太炎先生著繡“漢”交領衣，張大千先生寬袍歐洲游等等。但這些都是個體在時代中的高蹈獨舞，終究未能使“漢服復興”鋒芒畢露。

所以，真正讓漢服運動勃起，乃至讓傳統文化回歸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恢弘所致。

但我們如今的時代又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是一個文化兼容并包的時代。所以，漢服運動的推進，因為其民間性和實驗性的性質，或多或少地會有各種不同的聲音、甚至有悖初衷的行為出現。

白建軍先生在《從胡服騎射到漢服運動——試論服飾改革的原動力》中談到：

“由漢文化愛好者自發倡導組織的漢服運動，雖則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背景下復興傳統文化的服飾訴求，但由于巨大的時代落差，注定了它爭論不休、懸而未決的命運。”

這話一語成讖。縱觀當今之“漢服熱”，大眾的熱捧和附和背后，沾染了太多的功利性和表演欲。

從市場的角度來講，有需求必然就會有逐利者的涌入，漢服熱也不例外。

市場經濟下，這樣的行為無可厚非，我們沒有必要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去抨擊抵制。

但是，商家的炒作過多地關注于服飾的本身，而對于漢服背后深層次的文化意義卻關注不多，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讓人感到沮喪的現象。

有次在夫子廟景區，看到幾位身著漢服過市的姑娘。我問她們穿漢服的初衷和感觸，一個說衣服好看，穿在身上回頭率高；一個說商家宣傳，古裝價格實惠，穿著也個性。

那一刻我覺得是悲哀的。我們可能只是撿起了一件“漢家衣裳”，卻沒能重拾起它背后所蘊涵的文化意義。

這是商業功利化的必然，也是文化疏離感的悲哀。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今日之“漢服熱”，終究未能讓眾多民眾從根本上了解我們姓甚名誰，我們來自何處，它還是不可避免地流于了表面。

這樣的悲哀還體現在一些沒有節操和底線的無知行為上。

2004年10月6日，河南丁曉棠（網名“寒門仕族”）、深圳的王琢及其妻子郭麗紅（網名“晨澍”），身著漢服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購物。

次日，《京華時報》以《漢服集會》為題材發攝影報道稱“昨晚，8名儒生打扮的青年……身穿‘漢服’走向王府井，他們希望能夠喚醒大家對漢民族特色服裝‘漢服’的記憶。”

然而，當日晚，一些國內網站的論壇上卻顯示另一條被偽造的虛假報道，標題為“《壽衣上街？改革開放多年，封建迷信上街》”，上寫：“昨晚，8名壽衣打扮的青年……身穿壽衣走上王府井，他們希望能夠為恢復傳統的殯葬業做出貢獻。”——摘自《漢服復興大事記》

這無疑是一場博眼球沒底線的操作，背后是關于流量和商業利益的博弈。

雖然最后對簿公堂，漢服青年以勝訴告終，但對于“漢服熱”來說，無疑不是一次荊棘刺腳的疼痛。

“漢服熱”背后的功利性，是漢服運動突進過程中的一大敗筆。

這是一個戲精叢生的時代。

戲精們似乎對那些流行的、能夠快速吸引眾人耳目的熱點有一種天然的敏銳嗅覺。

當漢服運動由一場孤獨的心靈回歸，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全民狂歡的熱點之后，戲精們也開始按捺不住，紛紛披掛上馬，逐鹿江湖。

于是，地鐵上、機場內、商業區……但凡能夠吸引巨大流量的場所，都成為戲精們發泄旺盛表演欲的所在。

當然，表演只是手段，背后的流量收益才是他們的目的所在，至于漢服背后所蘊含的深刻文化意義，他們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不明所以的。

于他們來說，所謂的漢服運動，只是一場古裝的cosplay。

他們與當年的王樂天和方哲萱們不同，他們缺少前輩們的孤獨感和責任感，他們更需要的是眾人眼光聚集，那些背后的東西，他們未曾關心。

我只能說，這是一場“知其然”的狂歡，卻也是一場“不知其所以然”的悲涼。

四、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漢服”到底是什么，它背后又有什么樣的文化意義吧。

漢服的含義其實“漢服”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方面的內容。

在蔣玉秋等編者所著的《漢服》一書中認為：狹義的漢服是特指漢王朝這一時代的代表性服飾，它的內涵比較單一，強調的是大一統時代民族服飾的共融；而廣義的含義是指上下五千年中整個漢民族的服飾，它是具有連續性的一個發展過程。

從這個角度理解，我們現在的漢服運動中所指的漢服，應該是廣義的漢服。

漢服的發展源遠流長，司馬遷在《史記》中認為“華夏衣裳由黃帝所制”，黃帝垂衣而天下治，漢服自此初備形制，并綿延千年。

“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造屋宇，制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司馬遷《史記》

到了商周之際，服飾開始與禮制掛鉤，形成了以“天子冕服”為中心的章服制度，自此，服飾不再是單純的遮身蔽體的功用，服裝的文化意義也開始日趨完善。“乘殷之車，服周之冕”成為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