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黃帝時期，華夏衣冠（漢服）誕生，處于幼苗階段，主體是衣裳（褲）制。

《新周刊》在10月24日刊發了一篇文章《最迷漢服的，是穿破洞牛仔褲長大的90后》。這篇文章中，有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是提到“標準難以統一，是最大的頑石”，的確是目前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

長期以來，不管是網絡上還是現實中，不管是專家學者還是普通百姓，普遍存在著這樣一個疑問，那就是：什么樣的衣服才算漢服？

具體表述：哪朝哪代的才算？哪種款式的算？哪種款式不算？以明末清初時間點為界限，界限之前的都算，界限之后的都不算嗎？難道把歷史上幾種比較典型的款式通過人為的選擇集中在一起，就成了“傳統服飾”、“民族服飾”了嗎？歷史上存在大量的千奇百怪服飾，為什么你們選擇的款式或特征就是，而其它的不是？

緊跟著的質疑就是，為什么你們選擇的款式或特征（比如寬袍大袖交領右衽系帶隱扣等等）是承載精神的形式，沒有選擇的那些服飾就不是承載精神的形式？

順著這個思路走下去，就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漢服”這個概念是最近幾年才興起來的概念，是把歷史上幾種典型款式和特征篩選出來，人為地創造出來的文化概念，本身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本文有必要對以上觀點進行批駁。

漢服歷代多款式，基礎制式貫穿始終

目前普遍人們對中國歷史服飾文化所持有的觀念和認知狀況如下圖：

從上圖可知，大眾包括學界，基本上都是從服飾斷代史的角度出發，只關注最鮮明的、最吸引眼球的部分，只記住了每個朝代最具視覺沖擊力和記憶點的特征，并且無限擴大該特征的鮮明性，以至于形成“一個朝代一種款式”的刻板印象。

影視劇的人物出于性格塑造和角色說明的緣故，一般都慣用極為夸張的服飾來臉譜化人物，甚至從頭到尾只有這樣一套服飾一種形象。這種舞臺化與實際生活是相當有距離的。

筆者一再重復這樣的觀點：古代漢服是一個從小到大、從少到多不斷在發展和積淀的服飾文化體系，就像一株幼苗，長成參天大樹，不斷地分支分叉，不斷地開枝散葉，隨著時間不斷地創造和融合進新的款式和元素，規模越來越龐大、體系越來越復雜。

因此下文我們用一棵樹的生命周期來舉例，說明此觀點：

黃帝時期，華夏衣冠（漢服）誕生，處于幼苗階段，主體是衣裳（褲）制。其實衣裳（褲）制是一種固定搭配的上下結構，與之前的披圍式服裝、貫頭衣等有根本區別。

周秦時期，除了衣裳（褲）制外，分叉出來了新的形制類別，深衣制。枝枝葉葉雖然看起來眼花繚亂，但是主干就是一個，而且枝葉要受到主干的規范和制約。

隨著時間推移，樹兒越長越大，華夏衣冠（漢服）體系的規模也越來越大，這其中，自己生長分叉了更多的枝丫，也吸收了外來的元素形成了新的分支。每一個階段，都有突出的特征，每一個橫截面，都有獨一無二的年輪。

無論是開花還是結果，與原先幼苗時候的形態天差地別，相去甚遠，但是所有的表達都要受到主干的影響，從根本上講，都是一個體系內的不同部分，而每一部分均帶有整體的本質特征（這一部分可以用分形學、基因學的理論來研究）。

因此，漢服根本就不可能一個朝代一套體系，甚至一個朝代一種刻板印象。但是不管怎么生長，主干依然是主干，上衣下裳和上衣下褲這兩種基礎形制一直貫穿漢服體系始終。

關于整個體系的基礎形制與每個時代特征的關系如下圖：

從上圖可以看出，無論歲月變遷，基礎形制只有不斷增加的，一直貫穿始終，而在每個時代，基礎形制表現出了具體的特征，帶有濃烈的時代痕跡。

大體上衣裳/褲制是上下結構，而深衣制和通裁制為內外結構。它們互相是融會貫通的，并不是說，穿了衣裳就不能穿通裁袍衫了，或者說穿了圓領袍，衣裳制就廢掉了。

漢服“樹枝”≠漢服“樹”但本質歸屬漢服“樹”

目前這棵參天大樹已經連根拔起，不存在了，只剩下了幾根殘枝、幾片敗葉、幾朵花瓣和一些故事傳說。我們是否可以據此而否定這棵大樹不是真實客觀的？它的生命從不存在？枝葉和花朵長得完全不一樣、文獻記載每年都長得不一樣，我們是否據此而說，從來沒有什么“大樹”？？？有人從這棵大樹上截了一段，嫁接成盆景，那么我們可以說盆景就是這棵大樹嗎？

本文認為：漢族的服飾文化體系是實實在在、真真切切地在歷史上存在過的客觀事物。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里的客觀事物不僅是指物質文化，更是指存在于古代人（無論族別）頭腦觀念中的抽象概念，是古代人的共同認知、思想情感，而不是指作為殊相存在的具體文物。

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說，漢服運動的人們所要探討的歷史上的對象，除了留存下來的具體文物外，還有99.99%沒有留存下來、但是曾經在時空中真切存在過的服飾；除了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性、文字化的服飾外，還有所有古人關于服飾的思想觀念。除了存在著對服飾清晰明確的思想觀念外，還有著清晰明確的區分界限和內在邏輯。

因此，襕袍從服飾史等單純的物質文化角度來看，分明是上下通裁，應該歸屬到通裁類，但是筆者放在了深衣制，這是因為《隋書禮儀志》：“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襕”，《新唐書車服志》：“太尉長孫無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襕。”有附會古深衣衣裳相連之意[1]。這種特征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人們的思想觀念，自然是要從當時人們的“文化自覺”去理解和研究。

需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本文所稱的“深衣制”，是指包括《禮記深衣》、江陵馬山楚墓出土、馬王堆漢墓出土、唐半臂、朱子深衣、黃宗羲研究深衣在內的所有實物和觀念的抽象概念，是指在中國服飾史上，始終有著一個“上下連屬”的服飾大類，這個大類有著明顯的發展脈絡，是從“上衣下裳”這個基礎發展出來的，所以，并不是單純地僅僅地以《禮記深衣》為絕對標準，所以深衣制的衣服不一定“下裳十二片”、不一定“被體深邃”。

本文所指的“深衣制”不能等同于《禮記深衣》篇的深衣制，具體內容后面介紹。上下分裁然后縫合在一起的服裝款式多不勝數，也就是所謂的“連衣裙”，但是在漢服研究領域，這是判斷是否是深衣制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古人的思想觀念，并不是空中樓閣，而是當時本身就存在這樣的服飾文化社會基礎。隋唐時期的半臂和長袖衣，往往施加異色襕，其結構和穿法，與秦漢的深衣制的諸款式沒有本質區別，都是上部分交領、有中縫、內外衽，上下分裁然后縫合在一起，區別在于秦漢的深衣制衣服多用于外層衣物，袖子寬長、下半部分衍生出很多花樣；隋唐的深衣制衣服多用于中層起襯衣的作用，半袖、下半部分較短窄。

▲敦煌莫高窟116窟盛唐彌勒經變之“樹上生衣”，穿在袍內的暗紅帶碧襕的半臂衣[2]

對比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深衣類直裾袍服，可能有一個比較直觀的了解。了解服飾文化發展脈絡中，變與不變的辯證問題。

去掉面料的厚薄、花紋和色彩、去掉衣緣、拋開袖子長短和下裳的長短，拋開外袍和襯衣的用途，兩者之間是不是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

是的，它們之間存在著非常非常大的區別，甚至于一眼看上去根本看不出它們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需要我們動腦筋去設想去掉表面元素之后的抽象概念。

但是我們需要搞清楚這樣的一個問題：一個事物有本質屬性和非本質屬性。

落實在服飾上面，則可表述為：假設某一款式屬于某一個服飾文化體系的一部分，那么該款式必然被該體系規定，且在底層設計、基本框架和本質特征上保持“不變”。同時它可以層層附加時代特征，變化無窮，以至于凸顯或者遮蔽它的本質特征。

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不能說，表面上它們有著自己強烈的時代特征和烙印，所以它們就毫無關系，從而推導出漢服在歷史上只有千奇百怪的款式，沒有統一完整的體系。毛毛蟲和蝴蝶在外形上毫無共通，但是它們就是同一種生物，不同的形態是這一種生物的不同生命歷程罷了。

回到上文提到的“文化自覺”，正是因為古代人本身有著清晰明確的觀念（這種觀念不一定符合絕對的史實），但是他們無疑是在主動而積極地去把握住事物的本質，所以才會有在圓領袍下擺加橫襕以附會深衣的做法。類似的例子還有唐代的“飛纎”、宋代的“方心曲領”、明代的“綬帶”等等。

根據文獻，古代人（不管是哪個族別），有著非常強烈和明確的關于華夏衣冠（就是我們今天命名為漢服）的思想觀念。古人對于服飾的“文化自覺”，不僅在細節上分得清——微管仲，吾被發左衽矣；在整體上也分得清——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于此[4]。

古人不僅把“內外”（也就是所謂的“華夷”）分得清楚，衣冠的歷史源流也搞得很清楚。比如央視《國家寶藏》有一期節目中講到“孔府藏的衍圣公朝服”，從中可以看出，至少明朝人已經很清楚中華服飾的歷史文化發展歷程。

重育漢服“樹”生長，取整棄異

由于我們的服飾文化體系太大了，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其一個角落，所以非常驚奇居然世界上會存在這么龐大的龐然大物。如果不是看到化石實物，我們是無論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