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關系著手，為現代漢服的復興理清些許思路，這兩個關系即：漢服與現代性的關系和漢服與儒學的關系。

前言

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關系著手，為現代漢服的復興理清些許思路，這兩個關系即：漢服與現代性的關系和漢服與儒學的關系。

寫下本文，也是受方朝暉先生寫的一篇‘現代儒學的困境與出路’文章所啟發，也深深感受到如今漢服發展之不易，回望過去展望未來，在這即將迎來元旦假日的時間段，自己也想寫一寫對于漢服的一些心中念想，遂以此引之，諸位姑且聽之，姑且評之！

理解漢服，我們就必須應該先說說人的思維模式，要知道東西方的思維模式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是由宏觀到微觀，西方則是由微觀到宏觀，不同的思維模式，自然產生出不同的文化形態。

而由于東西方的思維模式不同，帶來了不同的審美觀念，其在中國服裝文化中，表現為注重社會的協調，西方文化則追自然的法則。中國傳統的社會及家庭教育中，服裝行為規范被看作是修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并長期響著國人的著裝生活。

一：漢服復興就是古裝復古？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王樂天在鄭州街頭發出的第一聲怒吼，你是否記起，在千百年之前的隋朝，有一個同為王姓之人，為今后的宋明新儒學發聲。

談到漢服復興，就不得不關乎到中華文化的復興，本篇文章是我根據儒學的復興探討為輔，以漢服自身的特點為主，確立的未來漢服復興的基本目標與方向。

相信想推廣漢服的人如果走出第一步，就會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漢服復興就是封建復古，漢服即‘古裝’。

在理清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簡單說說什么是現代性，在金耀基先生他的現代化理論中，對‘現代性’做了一個詮釋，認為現代性或者現代化即是世界化，現代具有工業化、都市化、普遍參與、世俗化、高度的結構分殊性、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等特點，但又不得不說，“現代性”是一個包含了尖銳矛盾沖突的領域，一方面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帶來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現代政治體制，另一方面這種“啟蒙理性/現代性”慢慢變成了“工具理性”，也導致了對文化、對個體生活的囚禁和異化。

從這中間，對于現代性，我們應該要理解到，現代性并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我們所認為的“現代性”往往都只是這個過程中所反映的一些特征，而并非這個過程自身的特點。

更為重要的是，“現代”這個詞本身所含有的是一種相對主義的取向，并非由于自身的實然。

說完現代性，再來看看漢服復興，我們所講的復興同樣是具有現代性特性的，是常常以回歸源頭的形式來實現，其內容也必定隨時代進步而更新發展，名為漢服也即現代漢服，是一個不斷變化的衣冠體系，這個概念是我們必須明確的，因為往往在一些新來者或舊人思想中，往往在不知覺間，將漢服與復古互劃等號。

以史為鏡，在浩浩蕩蕩的歷史長河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其中的例子。

宋明新儒學又稱宋明理學，其思想上承孔孟，闡述天理，以糾時弊，同時汲取佛道玄數家之長豐富發展自己，把儒學推向了新的階段，最后以回歸傳統的形式實現儒學的創新發展，贏來儒學的鼎盛階段。

殊途同歸，漢服復興其實質也是如此，以史料經典為骨，形制文化為綱，并汲取采納與時代同步的面料與工藝色彩，樹立系統的漢服類目緊切時代，形成完整的衣冠體系，所以它并不是封建復古，而是繼承和發揚其優良的傳統與文化，為將來將漢服及中華文化復興推向新的階段而奠基。

理解了漢服不是封建復古，那在漢服是不是古裝這一點上，就更不需要多說，往小了講，漢服是漢民族的傳統服飾，相對于其他服裝，如： 、韓服，難道你也說這都是古裝嗎？

不過關于這一點，其實當別人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對于漢服是不是古裝的思考，并不應該簡單的從這單方面去思考，有人問漢服是不是古裝，這個問題的更深次涵義其實已經超越了問題本身，這關乎到我們反思漢服與關于現性關系的定位。

在前言中我也說明，東方服裝區別于西方，更注重社會的協調以及修身，所以對于漢服現代性關系的定位，我們就要從更廣更大的體系中思量，也就是從世界范圍內考慮。

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環境下，在工業化都市化的塵世中，漢服的發展必須面臨和面對世界性的重大問題，身著漢服的你必須考慮其存在的更廣闊的必要性，諸如道德沉淪、人際疏離、社會失序、文明沖突等人類社會失衡的重要議題，而唯擁有解決人類共同的重大問題、促進世界發展對其做出貢獻的大胸襟大氣魄的能力，才能成就其地位，才能顯現漢服的定位，也只有將漢服切入時代性弊端，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漢服才能真正成為成熟的衣冠體系。

而當我們知道其定位，當漢服文化正在解決那些人類共同面對的重大問題之時，也就自然理解，漢服復興不只是在服章上的復興，漢服更不是古裝，它是整個中華文化復興的一部分,它擔當起的也就不止只是服章的作用，而是要在整個民族、整個中國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類的生活起中間作用，是文化復興的橋梁，這雖然很難，雖然還在探索，但值得我們努力，予以漢服現代性。

二：漢服未來意識形態

漢服是一門文化，漢服復興是一門文化復興，前輩溪山琴況曾提出‘華夏復興，衣冠先行’概念，在漢服復興的道路上，走在眾人的前面，這是我們所有后來人所敬佩的，不過對于漢服理想，我卻時而覺得有所喪失，隨著漢服的發展，我想我們是該重新面對與思考，鑄造漢服文化最高理想的問題。

而要解決漢服的最高理想問題，我們必須換一個角度去考慮它，而這，就又關聯到儒家的一個思想，即‘夷夏之辨’。

關于夷夏之辨，我需要引用方朝暉先生論儒家的一段話，因為我在我看，方朝暉先生已經將其闡述的很是明白：“夷夏之辨的精神實質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由于過去的歷史上中國人受地域視野的限制和一些人片面的解釋，有人錯誤地將中國等于文明，將中國之外等同于野蠻，造成了夷夏之辨被誤解為一種中國文化中心論。其實，《春秋公羊傳》中已經充分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儒家衡量夏與夷的標準不是地域或種族身分，而是其行為是文明的還是野蠻的，即中國而用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用中國則中國之。讓我們這樣來表述，夷夏之辨的現代意義就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是文明與野蠻的競爭，只有真正文明的文化或社會才會如百川歸海一樣，真正贏得人類其他文化的尊敬，引起全人類的向往；未來中華文明發展的最高目標決不是追求成為一個新的超級大國，成為經濟、軍事或政治意義上的富國或強國，而是建立一個真正文明、進步的國家，其最高文化理想則是每一個人潛能、創造力與個性的發揮，人格尊嚴與正當自由的確保，以及人生幸福與價值的實現。”

從‘夷夏之辨’的觀點可以抽出同樣的道理，今日之漢服的最高理想，不是受地域視野的限制與片面的解釋，不是來自華夏中心論的民族優越性，而是追求文明的理念，是追求一種可以使道德完善，人人和善，社會有序，文明自由的大同社群。

同時，我們也要記住，確立漢服最高理想，不是要去創造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世界，不是為了滿足同袍們在幻想世界中的美好愿望，也不是為了提出一套理論強加在漢服衣冠體系的本身，而是發現漢服在今天的發展里，需要什么樣的理想才能使其成為真正的服章衣冠，才能激勵所有同袍在未來千百年中，進德修賢，披荊斬棘且不斷前進，使漢服成為一個真正的價值實現。

目前志在推廣漢服的袍子們全憑一腔熱血以及模糊的愿景，可是這些在無情的時間長河中會漸漸冷卻，所以關于漢服的最高理想，我們必須為同袍們明確，并在其之上下具體的概念，而一旦確立同袍的最高追求，其優點自然而見，至少在理論上漢服體系會給華夏帶來無窮盡的生機與活力，會成為激發無數仁人志士奮斗不息的精神源泉，也會是眾人文明自信的心理基礎。

而到那時，我們會為儒服（PS:請讓我稱漢服為儒服，此處之儒服為代表漢服最高理想的衣冠，非古言之儒服，另我雖以儒學為例，但漢服并不完全附著于儒學，漢服亦是一種自身獨立的文化體系）的精神價值而奮發，到那時也才真正體現‘華夏復興，衣冠先行。始于衣冠，達于博遠’的理念，也更是儒學‘內圣外王’觀念的直接表達，而這，才是中華的衣冠體系。

三：漢服古制與改良討論

談到漢服的古制與改良，我認為必須從清朝的乾嘉學派說起，而什么是乾嘉學派呢，容我在這簡單介紹一下。

清代乾嘉學派的出現，一般都認為是清朝封建統治階段殘酷鎮壓和籠絡羈縻臣民政策的產物。雍正、乾隆時期，清朝的統治獲得了相對的穩定，對文人采取了嚴酷的統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時期，屢次禁毀書籍，大興“文字獄”。當時的文人學士不僅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即使是詩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殺身滅族慘禍的探討，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逃避現實。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經學的考據，一些達官貴人如阮元、畢沅等，也出而倡導經學。

乾嘉學派是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思想學術領域中出現的一個以考據為治學主要內容的學派。因為它采用了漢朝儒生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與著重于理氣心性抽象議論的宋明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