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復興往往始于社會整體心靈的焦慮，人們精神無所憑依，迫切需要尋找信仰，這種集體的焦慮匯聚為歷史發展的內驅力。中國的蘇式西化與美式西化不論在物質上成功與否，無法解決民族心靈的問題是其共同點，時代要求國人回歸傳統，于是，華夏復興成為反應時...

文明復興往往始于社會整體心靈的焦慮，人們精神無所憑依，迫切需要尋找信仰，這種集體的焦慮匯聚為歷史發展的內驅力。中國的蘇式西化與美式西化不論在物質上成功與否，無法解決民族心靈的問題是其共同點，時代要求國人回歸傳統，于是，華夏復興成為反應時代脈搏的大命題。

華夏文明已經被破壞到無法再破壞的程度，已經被遺棄到我們再也沒有其他可供遺棄，作為人類優秀文明成果，華夏文明雖未斷絕，卻遠離了人們的生活，更遠離了人們的精神。破壞如此徹底，復興也要從頭再來，重拾起漢人外形的標志——衣冠，一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以衣冠復興華夏，乃傳統遭遇大破壞之故，須從源頭上開始，復興華夏經由衣冠，乃傳統遠離社會之故，須經一更具廣泛影響之事物，故漢服運動與華夏復興互為因果，實乃一體。華夏復興并非一切以漢服為基礎建立，而是漢服自身的特殊性變坐而論道為起而躬行，為華夏復興獨辟蹊徑，以實踐文明精神的方式重構自身。

漢服運動賴漢服這一形象事物，可達到社會影響面的廣度，而華夏復興最終要解決民族心靈的焦慮，給予人們終極的關懷，即形而上的追求信仰之途，此為深度。漢服運動與華夏復興融為一體，即廣度與深度的結合。

漢服運動的廣度在于化民成俗，衣冠的復興，連同華夏禮儀、華夏節日等的復興取得廣泛的社會影響，逐步塑造民族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于是，衣冠經由禮學成為民族生活方式。在漢服者不斷的身體力行中，衣冠讓人們認識到民族自身的本來面貌，讓人們重拾起民族自信，以實踐的方式讓人們熟知華夏傳統，并形成一定范圍內的社會沉淀，以此為基礎逐漸擴散開，慢慢融入人們生活之中，塑成新時代之民族性。

漢服有此特點，在于它的直觀形象，人們由漢服認知華夏而明白傳統非高不可攀，傳統也可以是眼前生動形象的事物，可穿，可用，如此親切，傳統與社會大眾的距離因之縮短。漢服此一特點不可取代，在于衣冠本屬禮學，乃禮學一重要方面，如冠禮、 、婚禮、祭禮等與不同的漢服相結合，“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根據人的成長和感情來確立禮儀制度，藉以整治社會群體。衣冠使宏觀的民族傳統文化與微觀的民俗儀式融合為一體，華夏傳統儀式之立源于人之感情，人情為仁之本，禮學稱情立文構建社會秩序，衣冠經由禮儀而化民成俗以行仁義。

漢服運動的深度在于修身達命，“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論處于社會什么位置，人生終須有安身立命之本，此為華夏復興之終極追求。

廣度與深度的結合，在于由衣冠而禮儀，由禮儀而仁義，由仁義而道統的形而上追求之過程，起于衣冠禮儀，止乎天道性理，廣度方面是化民成俗，深度方面是修身達命，漢服運動具有行上之意義，本就是華夏復興題中應有之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于至善”，漢服者明確自身所擔負的時代使命，此為明明德，以衣冠禮儀使社會回歸傳統，此為親民（“親”為“新”之通假字，漢服運動實為一新民運動），親民體現的是濟世精神，修身在濟世之中完成，此為至于至善。華夏復興中，理想與實踐獲得恰到好處的統一，拜衣冠所賜。

修身達命在兩個維度上展開。漢服起到傳統回歸的啟蒙作用，人們熟知衣冠禮儀之后，便會有更高追求的需要，此為漢服復興之客體，即接收方的修身達命；漢服者修己方能達人，須提高自身文化素養，尋找自身精神歸宿，此為漢服復興之行為主體，即發出方的修身達命。廣度之中有深度，接收方不斷轉變為發出方，若發出方未能實現自身的修身達命，終會被時代拋棄，或跟不上發展步伐，或淡出漢服界。

修身是內在的，達命是外在的，修身達命并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二者為一，這便是中國傳統文化人——士的復活，修身達命的漢服者成為士，所憑依、所體現的精神即是士道，故漢服運動的深度在于現代士林的構建。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漢服運動所指向的華夏人文風貌之回歸，是在民和士兩個維度上展開的，形而下與形而上得到統一，文明精神與實踐方式融為一體，化民成俗與士林建設寓于其中，廣度與深度不可分割，這便是涵蓋社會整體的華夏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