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會子，即徽州民間社會發行的小額紙幣。

銅錢是古人最常用的貨幣，不過中國本土的銅礦并不豐富，即使像北宋政府那樣積極開礦、鑄錢，有時還會發生“錢荒”，即銅錢不夠用。到了 ，官府對鑄幣毫無熱情，二百多年所鑄造的銅錢總額，不及北寧熙寧年間一年的鑄幣量，銅錢就更加不夠用了。為滿足日常交易之需，許多地方只好使用一些“代用幣”。

宋朝與明朝都出現過各種“代用幣”，比如南宋初，在徽州一帶，“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兌使”。這些小城市嚴重缺乏銅錢，人們交易都用“會子”支付。會子，即徽州民間社會發行的小額紙幣。

又如南宋末，由于“銅鏹日寖稀少，而無以為之貼湊也”，日常交易缺乏銅錢找零；而官方發行的東南會子面額較大（官會子的面額為三貫、二貫、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也不方便瑣碎交易，因而，“州縣權時施宜，或為紙帖子，或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雖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為便”。這些州縣私自發行了紙質的“紙帖子”、竹木制成的“竹木牌”，作為“代用幣”，面值為100文、50文，以便市井間小額交易。

此外，南宋時，杭州市民還使用一種錢牌，也是“代用幣”。《夢粱錄》載，“朝省因錢法不通，杭城增造镴牌，以便行用”。镴牌即錢牌。

錢牌是什么樣子的呢？收藏有宋朝錢牌的元朝人孔齊介紹說，“宋季銅錢牌，或長三寸有奇，闊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鑄‘臨安府’三字，面鑄錢貫文，曰壹伯文之類，額有小竅，貫以致遠，最便于民。近有人收以為鑰匙牌者，亦罕得矣”。清代收藏家金忠淳又糾正了孔齊說法的謬誤之處：“就今所見，‘臨安府行用’五字疑屬面文，其曰準幾百文省，當作背文。試觀淳祐當百錢，即知孔氏所云，背面倒置矣。”

今天杭州一帶也有南宋錢牌出土。綜合文獻記載與出土文物照片，我們可以知道南宋錢牌的形制：多為銅制，少數為鉛制，長方形，長約三寸，寬約一寸，厚三四毫米，正面鑄刻“臨安府行用”五字，背面鑄刻面值，分別為“準貳伯文省”、“準叄伯文省”、“準伍伯文省”。省，指“省陌”，“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準貳伯文省”的意思，是說這枚錢牌可以當200文錢使用（實為154文）。

明朝由于貨幣供應嚴重不足，沒有銅錢行用的地區更廣，“代用幣”的花樣也更多。明朝中期的一名官員說，“云南專用海貝，四川貴州用茴香、花銀及鹽、布，江西湖廣用米谷、銀、布，山西陜西間用皮毛。自來錢法不通。”你看，貝殼、茴香、布、米谷、皮毛，都成了“代用幣”。

可能你要問：為什么不用白銀？白銀要等到明后期才大量從海外流入，明前期銀子是非常稀缺的。而且，白銀只適用于大宗交易，日常瑣碎買賣用白銀是非常麻煩的，請想象一下：你到菜市場買2毛錢的蔥，然后掏一張百元大鈔讓賣菜的大媽找零，大媽肯定是揍你的心都有了。

說到這里，我們先總結一下，宋朝出現的“代用幣”有小會子、紙帖子、竹木牌、錢牌；明朝出現的“代用幣”有貝殼、茴香、布、米谷、皮毛。不知你有沒有發現，雖然它們都可以充當貨幣使用，但宋朝“代用幣”與明朝“代用幣”的性質，卻是全然不同的。

簡單地說，宋朝的“代用幣”都是信用性質的，屬于“信用貨幣”的范圍，比如一塊竹木牌，沒什么實用性，但蓋上印信，便可以當作100文錢使用。而明朝的“代用幣”則是典型的實物貨幣，以其實用價值與天然的稀缺性來保證貨幣的價值，茴香、布、米谷、皮毛都有實用性，海貝雖然不實用，但在云南是稀缺品。

通過這一簡單的比較，我們會發現，宋朝的商業信用遠比明朝的發達，明朝的民間交易帶有非常落后、原始的“以物易物”性質。

更為奇葩的是，云南沒有海，不產海貝，但云南有銅礦，當地官府卻不想采礦鑄幣，而是花了高價從其他地方購買海貝，供云南人行用。弘治年間，朝廷開鑄弘治通寶，要求云南等“舊未行錢地方”也鑄造銅錢，卻有官員出來反對，說這些地方“自來錢法不通，驟欲變之，難矣”，朝廷何必生事？

直到張居正秉政，施行積極鑄錢的政策，才有巡按云南的御史提出一個問題：“民用告匱，況滇中產銅，不行鼓鑄，而反以重價遠購海肥（海貝），孰利孰害？” 相信任何正常人都會想不通：一個產銅的地方，官府卻不鑄錢，民間交易只好使用貝殼，而貝殼卻需要從其他地方購進。古人的腦回路，也算是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