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武帝時代最突出的特點是人才輩出，他們出身底層， 極具冒險意識、進取精神，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衛青、霍去病。

漢武帝時代最突出的特點是人才輩出，他們出身底層， 極具冒險意識、進取精神，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衛青、霍去病。這些平民精英建功立業，迅速崛起，“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這是一個由眾多“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的時代。

1、小人物的崛起

衛青、霍去病出身低賤，具有極強的冒險、進取精神，全憑個人能力與軍功不斷獲得封賞，越級提拔，直至位極人臣，他們二人是這些“小人物”的最杰出代表。“小人物”沒有家世背景，只能憑借個人能力與功勞獲得升遷，因此積極進取，勇于開拓，極富創造力，這些正好符合漢武帝改弦更張、創立不世之功的要求。

漢武帝的“內朝智囊團”就是由他提拔的平民精英組成的，他們足智多謀，當以丞相為首的外朝提出某項決策方案，漢武帝就讓內朝扮演“反對黨”的角色詰難辯論， 這些人中包括了莊助、朱買臣、主父偃、吾丘壽王等。

朱買臣與莊助都是會稽郡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 雖然家中貧窮，但愛好讀書，不治產業，以砍柴為生，常常一邊擔著柴薪走路，一邊讀書朗誦。他的妻子跟在他身后，好幾次阻止他，但朱買臣越來越大聲，妻子覺得羞恥， 要求離婚。朱買臣笑著說“我50歲時就要富貴，如今已經40 歲多了。你受苦太久，等待我富貴了會報答你。”妻子憤怒地回答道“像你這種人，只會在溝渠中餓死，哪里能富貴！”朱買臣眼看無法挽留妻子，就答應了離婚。過了幾年，朱買臣去長安詣闕上書，但很久得不到答復，連飯都沒有吃，幸虧同鄉莊助引薦，得以見到漢武帝，為他解說《春秋》和《楚辭》，深受漢武帝賞識，拜為中大夫，并成為內朝侍中。前妻自殺后，朱買臣還給了她丈夫安葬的費用。他又召見了所有當年給他飯吃、有恩于他的故人，一一報答。

漢朝選拔人才，一開始是任用開國功臣集團，即司馬遷所說的“自漢興至孝文二十余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漢景帝執政后期，開始任用漢文帝的舊臣、因平定七國之亂而封侯的新一代軍功貴族建陵侯衛綰為丞相，直至漢武帝繼位后才被罷免。漢朝開國后的80余年里，除一位外戚貴族外，擔任丞相的都是軍功貴族或其世襲侯爵的子孫，直至平民丞相公孫弘的出現。

公孫弘是一位儒生，大器晚成，早年在海邊放豬為生。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剛剛即位，招納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年已花甲的公孫弘被招為博士，但后因出使匈奴不稱職被免。十年后的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已是古稀之年仍舊“狀貌甚麗”的公孫弘被家鄉菑川國推舉，應征文學之士，因對策被漢武帝賞識，以第一名再次成為博士，后來被提拔為御史大夫，直至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以高齡被任命為丞相，并被封為平津侯。

另一位深受漢武帝賞識的平民精英是主父偃，他是齊國臨菑人，屬于縱橫家學派。他生活一直不如意，窮困潦倒。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到達長安，投在了衛青門下，仍然不得志，錢財早已用盡，但久居不去，因此其他門客都很討厭他。主父偃感到山窮水盡，便直接去宮門給漢武帝上書，不想早晨上書，當天傍晚時分就被漢武帝召見。主父偃最重要的建議是“推恩令”和主建議漢武帝不要放棄衛青收復的秦朝故土河南地，這些建議都被漢武帝采納。主父偃是個性乖戾張揚，過分恃才傲物，蔑視社會規則，又急功近利，急于建功立業，結果不久之后，便因為逼死了齊王，又向諸侯索取賄賂，而被擔心遭他陷害的趙王告發，以致最終被族誅。

這也許是平民精英難以避免的缺陷，他們在底層窮困太久，心理失衡，忌恨上層，一旦上位，出于補償心理， 得志便猖狂，個性張揚，不管不顧，沒有原則。一度被漢武帝器重的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最終都被誅殺，絕非偶然。

2、世家大族與平民精英的沖突

公孫弘常常與公卿大臣商量好了意見，但到了漢武帝面前，如果發現形勢不對，就會立即背棄與群臣的約定，順從漢武帝。但公孫弘并非一無是處，他曾竭力主張放棄經營西南夷，放棄設置朔方郡、滄海郡（治所在今朝鮮）而未果，于是勸漢武帝至少放棄西南夷、滄海郡而集中力量經營朔方郡。這是漢武帝從政期間做的一件節省民力的善事。漢武帝并不指望公孫弘這個丞相真的能做什么經天緯地的大事，真正的軍國大事實際全由他自己乾綱獨斷，公孫弘只是一個擺飾，丞相也只是備位而已。

漢武帝敬重的其實是汲黯這樣剛正不阿的人。汲黯的家族歷經了周、秦、漢三朝，創造了一個驚人的紀錄—“十世為公卿”。他為人傲慢，不講究禮數，會當場讓人下不了臺， 因此人緣不好，但他愛憎分明，直言敢諫；他信奉黃老學說，為官清靜無為，但注重民生，在太守任上，將東海郡治理得井井有條。一次河內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縣）失火，燒毀了1000余戶人家，漢武帝派遣汲黯前去視察，他回來報告說“火災不足憂，但是現在河內一萬余家百姓被水旱災害波及，發生了父子相食的情況，我就見機行事，手持天子符節，將河內郡倉庫中的糧食發放給了災民。現在請陛下治我矯詔之罪。”

漢武帝認為汲黯做得正確，沒有治他的罪。漢朝法治嚴厲，矯詔是重罪，汲黯這樣做，是將百姓疾苦放在了個人生死之上，與那些以損害民眾利益來取悅上級的官員真是天差地別。

漢武帝殺伐決斷，視臣民性命如草芥，在他執政的54年里，除了汲黯，幾乎沒有其他人敢這樣頂撞他。他很了解汲黯的為人，一次他問莊助對汲黯的看法，莊助回答說“汲黯的行政能力一般，但卻非常有原則性，不為利益、威嚇所動，適合輔佐少年君主，維護社稷。”漢武帝點頭稱是“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為了征伐四夷，恢復秦朝版圖并開疆拓土，就必須要實行中央集權，以便能更有效地集中各種資源，漢武帝提拔、重用有一技之長的平民精英就是為此。

汲黯與公孫弘、張湯間的矛盾不僅是個人之間的矛盾， 也是世家貴族與平民精英之間的矛盾，是這一時代大背景的生動反映。在這一大轉型的時代，世家貴族開始沒落，平民精英快速崛起，兩者發生了激烈的矛盾，平民精英動搖了世家貴族對政治資源的壟斷，兩者間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

如果將漢朝看成是一家公司，漢武帝就是一位絕對控股、握有最高權力的董事長兼CEO，他的管理風格是大膽進取，積極開拓市場，特別熱衷于兼并其他公司；他手下的大臣們就是各級的部門經理或業務員，漢武帝總是分派給他們極高的業務指標，完成了就重賞（封侯），失敗了輕則降級（除爵），重則開除（死罪）。由于賞罰極為分明，一些積極進取的底層職員常常能提出一項項極富創意、膽略但會遭到他們上級主管反對的項目計劃，這些計劃總是能得到董事長兼CEO的大力支持，而且總是能獲得成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對于對手們來說，這種公司實在是太可怕了。

汲黯對漢武帝的評價“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可謂一針見血。人人都有欲望，馬斯洛理論將人的欲望需求按層次從低到高分成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漢武帝貴為天子，前四類的欲望需求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實現，他所追求的是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即對內大一統、對外征服四夷、開疆拓土。因此強調清心寡欲的黃老學說不能滿足他的需要，雖然儒家學說強調大一統符合他的理想，但儒家同時強調“王道”，強調道德禮義的教化，需要施行仁政，君主更要以身作則，成圣成仁，這要求君主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好大喜功，顯然，儒家學說也不能完全滿足漢武帝的需要，他真正信奉的是“霸、王之道”。

西漢繼承了秦朝的嚴刑峻法，到了漢武帝時期，更是嚴厲打擊豪強、權貴，這不僅是為了抑制貧富分化，維護中央集權的權威和國家的統一，也是為了在官僚掌握大量資源的背景下有效抑制貪腐，雖然方法非常簡單粗暴，但在缺乏先進技術手段的前提下，卻行之有效。

《盛世：西漢》

作者: 侯楊方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