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我們就來看看“三公”指的到底是哪三個官員。

中國古代的制度中，有兩個非常有名的名詞：“三省六部”和“三公九卿”。其中“三省六部”許多人都答得上來，但“三公九卿”估計很多人都不一定答得上來。尤其是“三公”——別看只有三個官職，但究竟是哪三個。歷來都有不同的說法。今天，我們就來看看“三公”指的到底是哪三個官員。

“三公”流傳最廣的兩個說法。

一種是指“太尉”“丞相”“御史大夫”；一種是指“司徒”“司空”“太尉”。

尤其是后者，由于三國歷史深入人心，在很多人的意識里，“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太尉”。那么，這兩種說法哪一個是準確的？它們之間又有什么聯(lián)系呢？

三公之名，古已有之。西漢早期，朝中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位高官，故有人稱其為“三公”。這就是關(guān)于“三公”最早的解釋。

丞相，有時稱“相國”，乃漢朝承秦而置。秩萬石，“金印紫綬”，地位最高，為漢初第一高官。“掌承天子，助理萬機”，幾乎無所不統(tǒng)，權(quán)力也最大。根據(jù)《后漢書·百官志》的記載，丞相府中有“百官朝會殿”，皇帝與其議論國家大事，還要親臨其殿。除此之外，丞相還執(zhí)掌全國的行政事務(wù)以及官吏的考核任免大權(quán)。

這種局面一直到了漢武帝才有所變化：武帝初年，外戚田蚡為丞相，他憑借皇帝舅舅的身份不斷擴大丞相的用人之權(quán)，引起漢武帝的不滿。此后，武帝以大司馬、大將軍參議機密大事，分割丞相手中的權(quán)力。所以自武帝之后，丞相雖然名義上仍是百官之首，但實際權(quán)力已大大削弱。到了漢哀帝時，丞相更名為“大司徒”，地位在大司馬之下，為第二位高官。

太尉亦承秦制，俸祿與丞相相同，“秩萬石，金印紫綬”。但地位次于后者，為第二位的高官。職權(quán)為專管武（軍）事，從制度上說，權(quán)力也很重。但由于當時丞相無所不統(tǒng)，武事亦在其職權(quán)范圍內(nèi)，因此在丞相權(quán)力最大的那段時期，太尉一職并不常設(shè)。一個很好的例證就是在漢武帝之前擔任過太尉一職的，僅有盧綰、周勃、灌嬰、周亞夫、田蚡五人。從漢初設(shè)太尉之職，到武帝建元二年廢除，共六十七年，其中這五個人擔任太尉的時間一共才二十二年，約為三分之一。

由此可見，太尉一職在當時并未成為常態(tài)。到漢成帝時，因外戚王莽以大司馬之職不斷擴充權(quán)力，以至代太尉掌管武事，并被授予銀收官署，自此成為實職。后到哀帝一朝，王莽的權(quán)力達到頂峰，其所擔任的大司馬一職也位居大司徒（原丞相）之上，成為第一位的高官。

御史大夫同樣是承秦而來，“秩中兩千石，銀印青綬”，地位稍低，為漢初第三位高官。職權(quán)為監(jiān)察百官，可以說是“副丞相”，權(quán)力也較重。但從所享的俸祿及印綬來看，與丞相、太尉并不屬于同一等級。在古代，通常把官員分為公、卿、大夫、士四個等級，其中丞相、太尉屬于“公”級，御史大夫僅屬“上卿”級。

但是，由于太尉并不常設(shè)，御史大夫做為丞相副手，在百官序列中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權(quán)力也不可謂小。到漢成帝時，御史大夫改名為“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其地位才升級為“公”級。但仍位居大司馬及大司徒之下，為第三位高官。

那么，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究竟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三公呢？

所謂“三公”，是指地位完全相等的三個官職。但是，上述三個官職從來沒有完全地相等過，因此，這三個官員不能稱為“三公”，整個西漢也不存在所謂“三公制”。

但是，這并不是說當時就沒有“三公”這種說法。只是依據(jù)某種習慣，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稱為“三公”。因為畢竟朝中這三個職位的品秩最高，雖然御史大夫比前二者的品秩要低，但他在百官之中排在第三位，且由于太尉這個職位常常無人擔任。因此，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除了丞相，就屬御史大夫名位最高、權(quán)力最大了，可以說他實際上是第二位高官。

其實，西漢雖無正式的“三公”制，但并不是說從來沒有過這方面的動議。比如，漢成帝時，擔任九卿的何武就向皇帝建議建立“三公”的官制，他認為天下政事繁多，僅以丞相一人總領(lǐng)，必定力有未逮，所以應(yīng)當設(shè)立“三公”官職，“分職授政，以考功效”。于是，在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天子授予大司馬印綬官屬，改御史大夫之職為大司空，封列侯，并增加其俸祿與丞相同等。這一切都是在為實行“三公”制做準備。

但是，僅僅過了三年，即漢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事情又有了變化。時任大司空的朱博上書反對建立“三公”制；而漢哀帝又聽從了他的意見，并把“大司空”一職又改回了御史大夫，“哀帝從之，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同時免除了大司馬的印綬官屬。

至此，“三公”制徹底瓦解。

這里，朱博的上書之所以能被采納，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就是王莽的去職。做為著名的“復古”派，王莽的政治傾向一直是儒家的那一套，即推崇古制；而古代是有“三公”之說的。因此，王莽十分想要恢復“三公”的制度。到了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王莽從封國回到長安，情況又有了新的變化：大司馬又被創(chuàng)新授予印綬官屬，丞相又改為大司徒，御史大夫也變回了大司空。哀帝臨死前，以董賢擔任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哀帝死后不久，董賢被外戚王氏（太皇太后）逼迫自殺，而王莽做為王氏一族的代表擔任大司馬一職。

到這里，似乎“三公”制已經(jīng)建立起來。但是，這三個官職的地位并不平等：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大司馬排第一，大司徒第二，大司空第三；而且由于王莽專權(quán)，使得后兩者似乎也成了大司馬的下屬，“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于莽”。因此，這時的“三公”只是名義上的，而不是實質(zhì)上的“三公”。

“三公”制的正式形成，是在東漢時期。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改大司馬為太尉，并把大司徒、大司空里的“大”省去，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的新名號。同時，對三者的職責分工也做了明確說明：

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三者各司其職，地位相等，無輕重之分。更重要的是，對于國家祭祀、皇帝喪事以及重大工程等國家大事，三者都有參與的權(quán)力，或分工處理，或聯(lián)合論爭，不允許任何一方具有特殊的權(quán)力。

這就在制度上確保了“三公”地位相等、權(quán)力平衡，而這也是“三公”制的重要內(nèi)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