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禮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

一、禮是什么？

禮是中國文化的核心

中國是禮儀之邦，古代文化是禮樂文化。因此，說到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不說到禮。但是，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什么樣的位置，意見并不統一。在某些通史類著作中，禮往往被理解為典章制度而放在從屬的位置，就是最典型的例證。1983年7月，著名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向美國學者鄧爾麟談及中國文化的特點以及中西文化的區別，認為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鄧氏認為錢穆先生所論十分精彩，是為之上了”一堂中國文化課”。

中國文化是由中國士人在許多世紀中培養起來的，而中國的士人是相當具有世界性的。與歐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國士人不管來自何方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在西方人看來，文化與區域相連，各地的風俗和語言就標志著各種文化。但對中國人來說，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謂鄉俗、風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區。要理解這一區別必須理解”禮”這個概念。

在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里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志著中國的特殊性。正因為西語中沒有”禮”這個概念，西方只是用風俗之差異來區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響所及地區各種風俗習慣的總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國各地的風俗，你就會發現各地的風俗差異很大。即使在無錫縣，蕩口的風俗也與我在戰后任教的榮鄉不同。國家的這一端與那一端的差別就更大了。然而，無論在哪兒，”禮”是一樣的。”禮”是一個家庭的準則，管理著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務和外事。同樣，”禮”也是一個政府的準則，統轄著一切內務和外交，比如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征兵、簽訂和約和繼承權位等等。要理解中國文化非如此不可，因為中國文化不同于風俗習慣。

中國文化還有一個西方文化沒有的概念，那就是”族”。你可以說是家。在家里”禮”得到傳播，但我們一定要區分”家庭”和”家族”。通過家族，社會關系準則從家庭成員延伸到親戚。只有”禮”被遵守時，包括雙方家庭所有親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換言之，當”禮”被延伸的時候，家族就形成了，”禮”的適用范圍再擴大就成了”民族”。中國人之所以成為民族，因為”禮”為全中國人民樹立了社會關系準則。當實踐與”禮”不同之時，便要歸咎于當地的風俗或經濟，它們才是被改變的對象。（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

錢先生最后對鄧氏說：“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

通觀古代典籍，可以發現儒家對禮的概念與功用的論述，往往因具體的語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層次。

首先，禮是人類自別于禽獸的標志。人是從動物界脫胎而來的，人與動物有共性，也有區別。人與動物的區別究竟是什么，這是人們常常思考的問題。《禮記·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曲禮》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知自別于禽獸。”作者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不是語言的有無，而是禮。證明之一是動物沒有婚禮，所以”父子聚麀”，”麀”是雌鹿，即父子合用同一個性配偶，所以永遠是禽獸。而人懂得同姓不能通婚的道理，制定了婚姻嫁娶之禮，所以人類能夠不斷進化。唐人孔穎達說：”人能有禮，然后可異于禽獸也。

人類最初的進食習慣也與動物無別。在進入文明時代之后，有些人的飲食習慣依然保留著明顯的動物性。在儒家制定的食禮中，有些與抑制人的動物性進食習慣有關。《札記·曲禮》：”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嚙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母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取飯時不要把飯摶成團，不要把手中的余飯放回食器，喝湯時不要傾流不止，上菜時舌頭不要在口中作聲，不要把骨頭啃得有響聲，不要把咬過的魚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扔給狗，不要專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揚去飯的熱氣，吃黍時不要用錯餐具（要用匕，不可用筷子），吃羹時不要連羹中的菜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調主人已調好味的羹，不要當別人面剔牙，不要重調主人已調好味的肉醬。如此等等，可謂詳盡之極。即使是吃飯，人也應該在舉手投足之際顯示出自己的修養，”知自別于禽獸”。這正是食禮中所隱含的禮義。

其次，禮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這是更高一個層次的區別，是指族群與族群，或者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區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區別。相傳孔子作《春秋》，以為萬世龜鑒。后人對于孔子為什么作要《春秋》有很多討論。韓愈在他的名著《原道》中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他認為，一部《春秋》，講的無非是嚴夷夏之別。而夷夏之別無非是一個”禮”字。當時王綱界紐，周邊文化相對落后的民族乘機進攻中原。在此過程中，有些諸侯國不能保持既有的先進文化，反而被蠻風陋俗所化。對于這樣的諸侯國，只配把它當夷狄看待，因為它已經失去中原先進文明的資格。相反，有些夷狄之邦向慕中原文明，為之所化，則不妨將它們與中原的諸侯同等對待。韓愈認為，春秋亂世，本質上是文明與野蠻的斗爭，即”禮”者與”非禮”者，誰統治誰的斗爭。而歷史的進步，往往是在文明戰勝野蠻之后。如果我們再讀《左傳》，對書中觸目皆是的”禮也”、還是”非禮也”的史評就覺得十分自然了。

第三，禮是自然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體現。孔子在回答魯哀公”君子何貴乎天道”之問時說：”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籠照大地，哺育萬物，是人類的生命之源。它晝夜交替，寒往暑來，具有不可逆轉的力量。儒家看到了天地的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為孔子的天道觀。宇宙永存，自然法則不可改變，是天然合理的。人類社會要與天地同在，就必須”因陰陽之大順”，順應自然規律，仿效自然法則才能生存。治國、修身之道只有與天道一致，才是萬世之道，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儒家認為禮就是天道在人類社會的運用，儒家在禮的設計上，處處依仿自然，使之處處與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據。《禮記·禮運》：”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事，協于分藝。”《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了趙簡子與子大叔的大段對話。子大叔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他詳細地說到禮如何”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以象天明，以從四時”，是仿照自然法則而制定的，”故能協于天地之性”，所以是”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禮記·樂記》：”禮者，天地之序也。”《左傳》文公十五年，季文子云：”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左傳》成公十六年，申叔時云：”禮以順時。”

第四，禮是統治秩序。古代中國在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以及并列關系的處理原則，都用”禮”的形式來體現。如天子對于各諸侯國，要定期進行視察，以便了解下情，稱為”巡守禮”，《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禮。”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所以說，朝覲之禮是要明君臣之義。至于諸侯之間，則要定期聘問，以聯絡感情。這些禮制對于維系一個幅員遼闊的王國，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禮是國家典制。國家典禮都是按照以人法天的原則制定的。天子與北極天帝相對應，天乙所居在紫薇垣，則天子所居稱紫禁城。《周禮》設計出一套理想官制，設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六官各轄六十職，共計三百六十職，象征天地三百六十度。隋唐以后，這套制度成為歷朝的官制模式。稱職官制度為職官禮，稱軍政制度為軍禮，甚至連營造法式，也因品階官爵高下而異，處處包含等級制度，所以也是處處為禮。

第六，禮是社會一切活動的準則。儒家認為人的活動，應該符合于”德”，要體現仁、義、文、行、忠、信的要求，為此，根據德的行為要求，制定為一套規范，也稱之為禮。如婚禮應該如何舉行，喪服應該如何穿著，對父母應該如何服侍，對尊長如何稱呼等等。儒家將倫理道德歸納為一系列準則，認為是社會活動中最合理的原則，《禮記·仲尼燕居》說：”禮也者，理也。《禮記·樂記》說：”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又是為政者不可須臾或離的大經大法，《左傳》隱公十一年：”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傳》僖公十一年：”禮，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