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但要跪，還要叩響頭，叩得越響亮越顯示出忠心。只要叩對地方，聲音便特別洪亮，所以大臣叩見皇帝之前，必須重賂內監，則聲蓬蓬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

不但要跪，還要叩響頭，叩得越響亮越顯示出忠心。只要叩對地方，聲音便特別洪亮，所以大臣叩見皇帝之前，必須重賂內監，則聲蓬蓬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

從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

美國芝加哥美術館收藏有一幅五代時周文矩所繪的《合樂圖》。一些學者相信，此圖正是失傳的周文矩版本《韓熙載夜宴圖》的一部分。而傳世的署名“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實際上只是南宋人的摹本，其母本應該就是今天流失于海外的這幅《合樂圖》。那么如果我們來比較這兩幅圖像，將會發現：盡管從《合樂圖》到《韓熙載夜宴圖》（宋摹本）有著明顯的傳承關系，但由于畫家生活的時代相隔遙遠，使得兩幅圖像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時代信息——這不奇怪，畫家總是會不自覺地將自己觀察到的時代信息繪于筆下，所以在宋人畫的漢宮圖中會出現宋式建筑；而在明清畫家畫的宋朝仕女圖中則會出現明清服飾。

先來看周文矩《合樂圖》，請注意一個細節：圖中的樂伎都是盤膝坐在地毯上演奏音樂，包括擂鼓的那名樂伎，也是用跪坐的姿勢。而欣賞演出的韓家賓客、家眷，則多站立，只有韓熙載本人盤坐于床塌，另一名女賓坐在矮凳上。

而到了宋人畫《韓熙載夜宴圖》中，我們看到，五名樂伎都坐在圓墩上吹奏簫笛，一位打牙板的男賓客也是垂足坐于圓墩，韓熙載則在一張靠背椅上盤膝而坐——這個坐姿有些奇怪，也許作為一名老式貴族，他還不習慣垂足而坐。

五代人周文矩的畫面，應該比南宋畫更加符合韓家夜宴的實際情形，因為他們生活在同一時代；而南宋人繪畫時，只能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加以想象。兩幅圖像的不同細節，顯示出一個信息：宋代以前，即使在貴族家庭，靠背椅等高型坐具還比較少見，人們一般都是盤膝坐在寬大的床塌上，或者席地而坐。

事實上，唐—五代正是椅子逐漸普及的過渡期。而在此之前，中國人是不習慣垂足坐在高腳椅子上的，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如“胡床”、“連榻”。連榻是可以同時坐幾個人的矮塌，《晉書》記載，“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說的便是這種狹長而低矮的坐臥用具；胡床即今天我們所說的小馬扎，可折疊，方便攜帶。北齊楊子華的《校書圖》（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為宋摹本殘卷）中就出現了一張胡床。總之，此時中國社會流行的家具，如餐桌、書案、坐塌、椅子，都是矮型的。

入宋之后，高腳的椅子才在民間普及開來。自此，“高足高座”的家具完全取代了“矮足矮座”的家具，中國人從“席地而坐”的時代進入“垂足而坐”的時代。今天我們在宋畫中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椅子，如南宋畫《蕉蔭擊球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中出現的桌子是高型的，椅子也是高足的靠背椅，從其款式看，很可能由胡床改良而來。當南宋的畫師描繪“韓熙載夜宴”的場面時，也會不自覺地畫上宋人常見的椅子、圓墩。

跪拜禮的變遷

高型坐具的普及，觸發了改變中國人社會生活的連鎖反應。比如說，在流行矮足矮座家具的時候，大家圍成一桌用餐是不大方便的，因此分餐制大行其道；而高桌高椅廣泛應用之后，圍餐就不存在技術上的問題了，因此合餐制漸漸取代了分餐制。

還有，傳統的社交禮儀也被改寫。在只有矮型家具的先秦，人們在社交場合都是席地而坐，正式的坐姿叫做“跽坐”，即雙膝彎屈接地，臀部貼坐于足跟，標準姿勢就如西安出土的秦代“跽坐俑”。今天日本與韓國還保留著“跽坐”的習慣。

▲ 秦代“跽坐俑”

此時，中國社會通行跪拜禮，因為跪拜禮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勢挺直腰板，臀部離開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與頭部的動作，如作揖、稽首、頓首，便是拜。這時候的跪拜禮，并無后世附加的貴賤尊卑之涵義，只是表示對對方的尊敬。而且，對方也回以跪拜禮答謝。臣拜君，君也拜臣。許多朋友都應該讀過《范雎說秦王》，里面就說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跪拜是相互的，是雙方互相表達禮敬與尊重。

經秦火戰亂之后，古禮全失，漢初叔孫通重訂禮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實際上就是糅入了帝制之下君尊臣卑的內涵，諸侯百官“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竟朝置酒，無敢喧嘩失禮者”。所以劉邦在體驗了一把繁文縟節之后，不由感嘆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后來宋朝的司馬光忍不住噴了叔孫通一臉：“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不過，此時的跪拜仍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大家還是席地而坐。臣拜君，君雖不再回拜，卻也要起身答謝。

到了高型椅子出現以后，中國人席地而坐的習慣發生了改變，跪拜的動作便帶上了比較明顯的尊卑色彩——請想象一下，你從椅子上滾到地上跪拜對方，顯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師親”，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禮，社交禮儀通常都是用揖遜、叉手之禮。南宋時，樓鑰出使金國，發現被金人統治的汴京人在接待客人時兼用跪禮與揖禮：“或跪或喏”。樓鑰說，“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喏”即揖禮，可見依宋人禮儀，日常待人接物是不用跪禮的。南宋覆滅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羅召見，文天祥只是“長揖”，通事（翻譯）命他“跪”，文天祥說：“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為高椅時代的跪已帶有屈辱、卑賤之意，揖才表示禮節。

我們從多幅宋畫中也可以找到揖遜、叉手之禮，如南宋宮廷畫師所繪《女孝經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有一個場景：皇后與皇帝、大臣見面，大臣行叉手禮：

宋代的臣對君，當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禮的時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極莊重的儀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舉行的大朝會、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禮，自然是極盡繁文縟節。日常的常朝會也有臣拜君的禮儀，據《宋史·禮志》記錄的“正衙常參”禮儀，“舍人通承旨奉敕不坐，四色官應喏急趨至放班位宣敕，在位官皆再拜而退”。但這里的“拜”，跟跪坐時代的“拜”，是不是相同的動作呢？值得考證。我看過宋人王楙就曾考據說，“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耶？”

再據《宋史·禮志》，淳化三年（992），宋廷申舉常參禮儀，將“朝堂行私禮，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談笑喧嘩；入正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緩；至班列行立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喧；穿班仗；出閣門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門出入；非公事入中書”等十五項行為列為失儀，“犯者奪俸一月”。由此看來，宋臣常參時似乎并不行跪拜禮。至于君臣日常見面禮儀，當是揖拜之禮。

從元朝開始，帶屈辱、卑賤性質的跪拜禮才推行開來。治元史的李治安教授根據兩則元朝史料的記載：《元朝名臣事略》：“……入見，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判斷出“元代御前奏聞時，大臣一律下跪奏聞，地位和處境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一步”。這一禮儀，跟元朝將君臣視為主奴關系的觀念也是合拍的。

跪奏的制度又為 所繼承。據《大明會典》，洪武三年（1370）定奏事儀節，“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變本加厲，規定下級向上司稟事，也必須下跪：“凡司屬官品級亞于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

清代臣對君的跪拜禮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眾臣也必須跪著聽訓。為了避免因為下跪太久而導致膝蓋受傷，聰明的清臣發明了“膝里厚棉”的高招：“大臣召見，跪久則膝痛，膝間必以厚棉裹之。”看來清宮戲《還珠格格》中“小燕子”使用的那個“跪得容易”，并不是胡扯。練習跪拜也成了清代大臣的必修課，“光緒某年，李文忠公鴻章以孝欽后萬壽在邇，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習之。”臣下如果跪得乖順，則官運亨通，大學士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向他討教為官的秘訣，曹振鏞告訴他：“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不但要跪，還要叩響頭，以頭觸地，叩得越響亮越顯示出忠心，“須聲徹御前，乃為至敬”。據稱，清宮“殿磚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傳聲之概”，只要叩對地方，聲音便特別洪亮，所以大臣叩見皇帝之前，“必須重賂內監，指示向來碰頭之處，則聲蓬蓬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則頭腫亦不響也”。

不但臣見君要跪拜，小官見大官也必須下跪。清人況周頤的《餐櫻廡隨筆》說，光緒初年，工部司員見堂官，“鞠跽為禮”，所以有人以《孟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