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葬禮也是禮。禮，既是制度，也是儀式。儀式貌似累贅，但它極其重要，幾乎就是文明的本身形象。故宮的修建就是這一儀式（禮）的重要體現。

葬禮也是禮。禮，既是制度，也是儀式。儀式貌似累贅，但它極其重要，幾乎就是文明的本身形象。故宮的修建就是這一儀式（禮）的重要體現。一個人從中華門（大明門或大清門）開始下馬下轎步行，穿過廣闊的天安門廣場，進入天安門，再經過漫長的甬道，進入午門，然后過金水橋，進過太和門，繼而在空曠的殿前廣場上接受烈日和風雨，這才氣喘吁吁地出現在巍峨的太和殿的石階之下。皇帝就坐在這個大殿的正中，坐在那個被蓄意抬高到需要仰視的寶座之上。拾級而上，跨過幾乎抵襠的大門檻，這個疲憊的朝見者終于進入了大殿。在生理上，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癱倒在金磚地面上。當然，癱倒也被規范了，那就是跪，乃至三跪乃至九叩。

故宮的禮儀設計無處不在，我的意思是說，它貌似鋪張浪費，但其實用性由上述可見一斑。當然，禮儀正在發生變化，或者幾千年來一直在變化。孔子時期就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制度更替和禮儀變遷。孔子的問題是，他對禮儀的變化做出了一個自己的價值判斷，即認可周禮的有序和規范，而反對新秩序的“無序”和多元。而歷史最終表明，孔子的憤怒、傷感和悲情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一個統一而穩定的“禮”一旦崩潰，政治和經濟嬗變姑且不論，風俗的變化將是最為直觀和感性的表達方式。事實就是這樣，在一百多年來的革命中國，禮儀變化一直讓人措手不及。移風易俗既是政權和年代更替的重要體現，同時，在某一禮儀已被上層建筑固化統一之后，民間對其不懈展開地扭曲變形，卻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這個國家所剩無幾的“生機”。

那么，回到“河北一農村辦葬禮請女郎跳脫衣舞助興”這條新聞上來，筆者并不認為在禮儀上它有任何問題。一如傳聞某個原始部落，親人死后，他們以分食尸體為悼念方式。我們不能因為我們不吃死者的尸體而沾沾自喜，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斷定我們比那些分食尸體的人更加悲痛。說到底，這僅僅是一個禮儀和風俗差異。現在的問題是，脫衣舞刺激并顛覆了傳統禮儀方式。

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如此，中國人長期講究孝道，葬禮上未必鮮花翠柏黨旗覆蓋，未必個個如喪考妣，但用莊嚴肅穆、面露戚容，乃至哭天喊地的嚎叫來“捧場”是一種正統和規范。而脫衣舞顯然破壞了這一情境，帶有某種離經叛道的意味。不過，這只是表象。事實是，中國式葬禮的主角從來就不是死者，“莊嚴肅穆、面露戚容，乃至哭天喊地的嚎叫”既可能是一種情感流露，也很可能是一種表演方式。必須要讓外人看到自己的悲痛和孝心。如果悲痛不易表達，那么孝心必須鋪張。我們看到的基本都是如此，中國式葬禮更側重表達生者的財富、地位以及相關的奢侈程度，唯有如此，死者的面子才能保存，生者的美名才得以傳揚。孝已經脫離了親情行為，它只是一種事關子孫的功業的表達方式。窮家無孝，母因子貴才是至孝。所以說，無論是連唱三天大戲，還是請女郎來跳脫衣舞，又恰恰是中國式葬禮中表達“孝”的必然方式。換言之，跳脫衣舞或許僅僅是穿麻戴孝、浩大的送葬隊伍、鎖啦齊鳴、三天三夜大戲、七天七夜水陸道場的簡化版和變異版。

當然，這仍然無法消除脫衣舞的荒誕感及其在情感和美學上對“和諧”的挑戰。這也就是我們到底如何抒情的問題。中國確實是一個抒情大國，一會兒“汶川雄起”一會兒“上海不哭”，這些辭令和網絡蠟燭往往會把所有人都裹挾進去，讓你不敢公然曬大腿曬美食。步調一致、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此類抒情詞匯和政治號角完全淹沒了個體情感。在這一點上，我倒更傾向于贊頌跳脫衣舞的違和方式，它既是抒情，也是反抒情，甚至帶有一種讓人驚喜的敘事性。老實說，何止“河北一農村”，在筆者居住的城市社區，葬禮演出可謂層出不窮。除了歌舞，還有相聲、小品、雜技、魔術，相當于一臺簡陋的春晚。而且色情氣味熱烈。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吸引那些晚飯后無所事事的小區居民。人們扶老攜幼，拖家帶口，自帶板凳，在大瓦數的燈泡照耀下，將這些草臺班子包圍起來，歡呼叫好。散去之際，無不對死者家屬心存感激。

葬禮上跳脫衣舞，我沒遇到過。但說實話，我希望遇到，想看。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男性，我們沒法讓自己在促銷活動時對臺上的青春大腿佯裝不見，并還會對那些拂袖而去的家伙深表懷疑。我也沒法在人頭攢動的事故現場將自己置身事外，反而希望自己個子高點脖子長點，能知道包圍圈內到底發生了什么。在我看來，一個人的存在感，不僅在于“我是主角”，其更大的部分是“我是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