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成員的等級區分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品出現了剩余，私有制逐漸形成，當貧困的氏族成員淪為奴隸、占有更多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的氏族首領成為奴隸主時，中國開始進入階級社會，社會的等級觀念隨之產生。等級觀念伴隨著階級社會的等級制度，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一直沿襲下來。服裝服飾作為人類藝術創造的一個重要門類，自產生之日起就體現著嚴格的等級觀念，這種等級觀念又在幾千年的服飾發展演化過程中不斷地得以強化與完善。

 

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證實上看，“在四五千年前我們的先民已初具以后服飾的形態，大致亦可肯定”。服裝從其產生之日起就具有標示著裝者身份的功能。“中國古代服飾至遲在國家形成后，已超越驅寒護身的功能，成為身之表，即身份地位的表征和象征”。先秦時期的唯物主義哲學家荀況認為人的服裝裝飾必須符合‘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富國》)這一原則才算美。中國服裝史上重要的冕服制度，是與傳統宗法倫理制度相適應的章服制度，體現著森嚴的等級觀念。王室公卿根據爵位的高低以及季節時令的不同，在祭祀、朝會、婚禮、朝賀、冊封等場合，分別穿著六種有著不同形式、質料、色彩和圖案定制的冕服:大裘冕、袞冕、鷥冕、毳冕、希冕、玄冕，也稱六冕制度。冕服由冕冠和 禮服兩部分組成，具體包括:冠、衣、裳、革帶或大帶、蔽膝、舄或屣。這種冠服制度在《調禮•春宮》中有確切記載，說明其在周代就已經很完善了，正如宋儒朱熹所說：“此周冕所以雖文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由此可推測出冕服制度應初步建立于夏商時期。到春秋戰國時期，冕服制度被納入禮治，即孔子所說的‘服周之冕”。以后各代冕服定制雖有變化，但總體來說以服飾式樣、色彩、圖案來顯示著裝者等級身份的觀念卻有增無減，并一直沿用到清帝退位（包括袁世凱 復辟稱帝）。可見等級觀念貫穿在中國古代服飾發展的全過程中。

 

2.漢服色彩上體現的等級觀念
 

在構成服裝的諸要素中，服裝色彩最具有視覺沖擊力。“服裝色彩與其他幾個要素（面料、款式造 型、制作工藝）相比，處于首要位置”。因而在表達服裝的等級觀念時，服裝色彩成為首當其沖的要 素。在中國，用服裝色彩來表達社會等級觀念有著悠長的歷史。《特•小雅•采芑》T詩句“朱芾斯黃，室家君王”，意思是說天子所用的芾（蔽膝）是純朱色，諸侯則用朱黃或赤色，故由此可辨別身份等級。

 

《調禮.考工記》載“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 地謂之黃”，這是中國古代關于色彩理論的最早記載。“按照周代奴隸主貴族的傳統，色彩也有等級尊 卑的區別，青、赤、黃、白、黑是正色，象征高貴,是禮服所使用的色彩。紺（紅青色）、紅（赤之淺者）、縹 (淡青色）、紫、騮黃是間色，象征卑賤,只能作為便服、內衣、衣服襯里及婦女或平民服飾”。帝王將 相必須根據禮制規定，選擇與其身份相配的服色。服裝色彩尊卑的等級觀念在以后各代有所調整，據載 在西周禮制有所崩閉的春秋時期，齊桓公喜歡穿紫色服裝,引起國人效法，從此紫色以其特有的穩重、華貴的色彩心理特征，成為象征權威的尊貴顏色。另有記載唐高宗中期，因洛陽尉柳延服黃衣夜行，誤被部下毆打，故官民一律禁黃，從此黃色成為帝王的專屬顏色。中國古代服裝中以顏色標定著裝者身份尊卑還表現在“品色衣”制度上。“品色衣”的概念最早出現在北朝時期，《調書•宣帝紀X載“大象二年招天臺的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這種按服色標明官品等級的制度在唐代官服定制中正式確定下來，“大抵以紫、緋、綠、青四色為定官品之高卑者，實始于隋唐”。在以后各代中,不同色彩所代表的官職品級的具體定制屢有調整，但各種色彩所象征的等級尊卑的序列卻基本未變。因而可以說‘以服色辨官品，是中國古代官服制度中最具政治色彩的重大特征”。

 

3.漢服圖案上體現的等級觀念
 

中國古代服飾在裝飾圖案上體現著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等級觀念，總體上有兩個表現。首先是在服裝面料織造上采用不同的花紋圖案表示身份等級的差異。如唐高祖時規定親王等及三品以上職官的官服用大科（大團花)綾羅制作，五品以上用小科（小團花）綾羅制作，六品用雙釧（幾何紋）綾制作，七品用龜甲、雙矩、十花（均為幾何紋）綾制作，九品用雜綾制作。又如宋代依照前代的制度，按季節頒賜各官服飾，這種賜服大多是以各式有鳥獸紋樣的錦紋衣料做成，稱“臣僚襖子錦'共計七等，給所有高級官吏，各有一定花紋,如翠毛、宜男、云雁細錦、獅子、練雀、寶照大花、寶照中花等錦，另有毽路、柿紅龜 背、鎖子諸錦” 。其次是在已織好的服裝面料上繪、繡不同圖案來表明服用者的身份等級。中國古 代在服裝上施加文采主要有染、繪、繡、印等幾種方法,其中標示身份等級的圖案主要是以繪和繡的方法 來完成的。冕服上的“十二章紋樣”即以繪、繡的方式將十二種紋樣施加在服裝上，其中前六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在上衣上,后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在下裳上。每章都隱喻帝王貴族應具備的風操品行，隨著服用者身份尊卑以及服用場合的禮儀輕重的遞減，十二章紋樣也相應由十二章減至九章、七章、五章等。這種反映服裝等級差異的服飾圖案自西周之后歷代略有改動，但總體上一直傳承下來。到明清時期，官吏袍服在前胸、后背分別縫綴“補子”來標示官品等級，文官繡禽、武官繡獸。明清兩代的“補子”在圖案的題材、構圖方式、色彩、補幅大小以及各種動物所標示的官品等級上雖有不同，但這種用圖案來標示服用者官品身份等級差別的方式,卻是中國古代官服最突出的特征。

 

4. 上體現的等級觀念
 

中國古代服裝的等級觀念還表現在與服裝搭配穿著的各類服飾配件上。服飾配件種類繁多，如頭上戴的冠、腰間扎系的帶以及系掛的飾物，盡管其式樣、功能與佩帶方式各異，但共同的特征是以裝飾物的數量和材質的差別來標明官品等級。比如冕服中的冕冠,就是通過冕旒數量的差別來體現等級的。冕旒是冕冠帽身上面平直伸展的冕鋌兩端下垂的珠串，用玉藻穿起的玉珠按朱、白、蒼、黃、玄五色間次排列，冕旒的數量因禮儀場合和君臣身份等級不同而依制逐級遞減,級別最高的是12旒。其他種類冠服中的冠帽也是標示身份的重要服飾，如漢代文儒所戴的進賢冠，由冠頂橫脊梁數的不同而區分等級, 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清代的官帽象征官品等級的裝飾物常被稱做“頂戴花翎”其中花翎指冠帽后部拖垂下來的孔雀翎羽，尾端燦爛鮮艷的圓圈叫做眼,有三眼、二眼、一眼和無眼的區別，其中三眼最為尊貴。‘帶眼花翎只能是有爵位規定、皇帝近前 侍衛,京城內外的武職營官、有軍功或特賜者才能使用”“太監只能戴無眼的藍翎”冠上的頂珠則以 東珠、紅寶石、珊瑚、青金石、水晶、金、銀等不同材質來標定等級，其定制極其嚴格，不得僭越。同樣以不同材質來表達等級差異的服飾配件還表現在革帶上。如宋代的官員腰間所佩帶的革帶,帶本體由皮革 制成，外面裹以或紅或黑的綾絹，上面鑲配帶絝,帶絝質料有嚴格規定，玉絝專門用于朝服，犀絝只能用于有官品者，后來嚴格定為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上用金，五品六品銀絝鍍金，七品以上用銀。在腰間系掛的諸多佩飾中,唐代的魚袋最有特色。“為了防止詔命時做詐偽，唐永徽二年規定官員隨身佩魚袋, 用以盛裝魚符,魚符左右各一，左進右出，出入必合符。三品以上用金,五品以上用銀”。

 

5.中國古代服飾等級觀念的積極意義
 

首先，體現著鮮明等級觀念的中國古代服飾，是維護社會統治秩序的有效工具。荀況提出“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也”（裙道》。在他看來,封建君主是“禮儀之始也”“臺之原也”“理天地者”,服裝、裝飾只有符合等級差別的社會規范，才符合“禮”正因如此服飾以外化的形式明示貴賤、區別等級、服務于社會倫理關系。“在中國古代服飾制度中,貫穿其中的本質特征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思想觀念，不僅表明了與自然的密切關系，更深刻地表現著社會政治統治和倫理道德觀念的井然有序，通過服飾，天地之性顯現于人間社會，而人倫之情，亦親近于天地之性。自然因政治和人倫而愈顯出秩序，政治和人倫也因顯現自然而具備了更加合理的解釋。這樣，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倫理秩序，都因服飾而表現了一種親密和諧的關系,促進了整個社會的相對穩定”。

 

伍魏在論文《政治制度與中國古代服飾文化》中提出‘政治制度對服飾的規范限制了服裝美學的發展。禮教是中國各代統治階級的政治工具,中國古代服飾深受禮教的等級制度的影響。禮教的束縛阻礙了藝術的馳騁，服飾成為明貴賤、弘教化的圖解，審美要素被框定在扭曲的人為環境中，服飾雷同成為中國古代服飾的典型特征。社會成員的個性泯滅，服飾形制變得單一……”。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等級觀念在某種意義上非但不是中國古代服飾發展的桎梏，反而是促進中國古代服飾不斷發展完善的積極力量。因為在中國古代服飾體制中，“祭服”、‘朝服”作為大禮服，的確不能“背棄先王之制”而隨意改動,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閉性,屬于“法服”。但是，在此類服飾之外,一般場合所穿的“公服”和燕居生活時所穿的常服”則相對保有較大的靈活性，在不同朝代中體現出各自鮮明的時代特征。如漢代的官吏的‘袍服”、唐代的官吏的‘循領袍衫”、明代與清代官吏的‘補服”,盡管在服裝形制上同屬上衣下裳相連的“袍”類服裝，但在領形、袖形、衣長、腰帶扎系方式、袍身下擺開叉數量與位置等方面均有根本的差異，使得這些官服或凝重古樸、或豪放英武、或雍容儒雅、或健勁剽悍，恰恰成為各時代官服中最鮮亮的風格。服裝美學風格上的這種演變，得益于兩千多年來在頻繁的占領或臣服的過程中，漢民族與周邊游牧民族所進行的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在游牧民族對漢民族服裝產生影響的方面,表現為游牧民族服裝便于身體活動的特點,使漢民族服裝的運動機能性不斷增強,結構日趨合理,款式日益豐富，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補襠”和“褲摺”的流行, 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漢民族對游牧民族服裝產生影響的方面，漢民族服飾上體現的嚴格的等級觀念，在淋漓盡致地彰顯統治者高貴身份的同時又強化和穩定著統治秩序，因而屢屢出現游牧民族在政治權力上統治了漢民族，在服飾文化上卻被漢民族所征服的局面。從“北魏孝文帝改革”到遼、金、元 統治者效仿漢民族所制定的冠服制度，直至滿清皇帝龍袍上的“十二章紋樣”,無不表現出服飾上的等 級觀念被歷代統治者所青睞,并成為促進中國古代服飾發展的一個內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