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漢服的復興的今天，很多人都對漢服復興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熱愛漢服的人，大多數人不僅希望能夠從美學的角度來復興漢服，更希望能以漢服為載體復興中華傳統禮儀、舞樂書畫、詩詞文學等等一系列傳統文化藝術。

在漢服的復興的今天，很多人都對漢服復興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熱愛漢服的人，大多數人不僅希望能夠從美學的角度來復興漢服，更希望能以漢服為載體復興中華傳統禮儀、舞樂書畫、詩詞文學等等一系列傳統文化藝術，《漢服復興，禮儀并重》應是較為經典的理論之一。但是，就漢服而言，僅僅并重禮儀與文學藝術，還遠遠不夠，實際上，禮儀，文學、藝術之類，都只是華夏文化的表觀形式。弘揚漢服，更應弘揚漢族服飾所承載的華夏傳統道德理念和價值觀念，或者說是華夏文化精神的內核。離開民族精神，表觀形式一切都是空談。

從漢族衣冠中，我們可以看到華夏（漢）民族文化精神所在。

漢服所承載的民族文化精神，除了她天然成就的“美學與禮儀之外”，至少還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自信與認同；

其二，尊嚴與氣節；

其三，責任與忠誠；

其四，廉恥與勇氣；

其五，仁義與智慧。

（一）華夏精神：自信與認同

漢民族最重視自己的衣冠，她是華夏民族自信與認同的標志。

民族服飾是民族文化的視覺表現之一。古代漢族的科技水平、文化禮儀、物質財富等等都遠遠優于周邊民族，在其服飾自然也有所表現，漢族服飾較之周邊部落，美而豐富，并且有禮儀文化作為依托，所以更加深遂，華夏（漢）族人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

《春秋左傳正義》云：“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故稱夏！”“華夏謂中國。”這一“美”、一“大”兩字，充分表現出“華夏”人對自己民族服飾、禮儀文化的自信。其實，古漢人將衣冠視為民族禮儀文化的承載，認為“定禮之大莫要于衣冠。”將“棄華服以就胡”看成是道統淪喪的表現。所以，”華夏”的”夏”字，即是“禮儀之大”的表述，同時也是對“衣冠文化深遠”的進一步闡述。

可以說，漢族的族稱、源于漢族服飾“華夏”二字，本身就帶著漢族與生俱來的自信；可以體會，而當古漢人說出“冕服采章，對被發左衽，為有光華也。”這句話時，又是怎樣的驕傲！

有此自信，所以漢族人就把華（漢）服看作是本民族區別于周邊部落的突出標志，所以華服就有了“齊民心，別夷狄”的作用，而“被發左衽”則被看成是亡國的標志。

可以肯定，最遲在周代，華（漢）服，就已成了華夏人民自尊、自信與相互認同的標志。

一個心理健康的人需要自信和自我認同，民族也是一樣，只有自信和自我認同的民族才有凝聚力，才能健康快速的發展。而漢室衣冠，正承載了華夏民族自信與認同。

（二）華夏精神：尊嚴與氣節

在面對異族的易服暴政時，漢族人民保衛自己衣冠文化的英勇行為，實際就是在維護自己民族尊嚴，是民族氣節的體現。

也許就是因為漢族人太過看重自己的衣冠，以至遭人妒恨在所難免。歷史上，每當漢族處于低谷時，漢服就常常淪為異族奴役漢族時的毀滅對象，一再上演被迫易服的慘劇，歷史上的每一次對華夏衣冠的摧殘，都伴隨著侵略者狂暴囂張的暴力脅迫和血流成河。

盛唐時期，吐番人就曾令其統治下的漢人“左衽而服、辮發紋身”。宋時，金人天會間下令削發，“不如金人式者死。”蒙元時，蒙古人明令禁止過華夏衣冠；而在明未清初，最震憾中國大事非 莫屬，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對漢族服飾的摧殘最堅決最徹底的一次。

——“剃發、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

——“一人不剃發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

以多爾滾為代表滿洲貴族發布的“屠城令”后，有蓄發者立執而剃之，不服則斬，懸其頭于剃頭挑子所縛高竿之上示眾。時人陳確記：“去秋新令：不剃發者以違制論斬。令發后，吏诇不剃發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

這些侵略者的做法，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通過摧毀華夏衣冠來毀滅漢族互相認同的標識，造成華夷類同的視覺現象，混淆華夷界線，使漢族的民族自豪感與文化優越感失去物質依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以此達到弱化華夏民族的反抗意識，及其“長治久安”的目的。

然而，易服嚴旨和武力威脅，換來的不是華夏人民的畏懼，而是頑強的反抗斗爭。

知真定李邈等堅決不從金人“削發”令，反抗而死。

到了清初，滿洲的“剃發易服”令更是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抗，大規模的武裝斗爭幾乎遍及全國，就連一向“民風柔弱”的江南民眾的也立刻掀起了反抗的怒火，在松山、昆山、蘇州、嘉興、紹興、江陰等地熊熊燃燒，很多城中的民眾不分男女老幼，紛紛投入了抗清行列。

漢族對剃發易服暴政的反抗，不僅是為了保存自己的風俗，更是為了維護本民族的尊嚴。

華夏－－漢民族不是一個愚訥保守的民族，而是善于吸收他人長處的民族。自古至今，漢族常常借鑒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來充實、發展自己，對于衣冠也是如此，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就是最好的一例。(注：胡服是指借鑒了胡人服飾中窄袖的特點，而當時，胡漢服飾的主要區別是左、右衽，而趙武靈王所著之服仍是右衽，是典型的漢服。

學習借鑒外來優秀文化是華夏民族包容與自信的表現，然而被人脅迫而放棄本民族服飾卻是奇恥大辱。民族的尊嚴，是這個民族強大凝集力的核心，更是促使其生存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對于一個民族，連穿什么衣服都不能自主，還有什么尊嚴可言？外族統治者要把漢族人民的民族尊嚴和民族感情踩在腳下，以暴力變我風俗習慣，毀我文化傳統，是可忍孰不可忍，必然遭到華夏民族的強烈反抗，在“華人髡為夷，茍活不如死！”（顧炎武《斷發》詩）的氣節感召下，華夏人民的反抗悲歌感天動地。

以清初的江陰為例：江陰人民壯烈的據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縣宣布剃發之后，相率“拜且哭曰：頭可斷，發不可剃”的情況下爆發的。從閏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兩個多月期間，清軍對江陰屢攻不下，喪亡“三位王爺和十八員大將”，而江陰城中糧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戰士們卻士氣越發的激昂，高唱著“江陰人打仗八十日，寧死不投降”的雄壯軍歌。清軍又調來西洋大炮轟城，八月二十日，江陰城被清軍攻破。清軍攻進江陰后，十分痛恨江陰人民的頑強抵抗，就下令屠城，“滿城屠凈，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大砍大殺了三天，被屠殺者達17.2萬人，未死的老小僅有53人。江陰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達80多天之久，打敗了清軍二三十萬的大軍，殺死了七萬五千多清兵，使滿清侵略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中國通史》，丁文主編）。同樣，在嘉定三次屠城后，當滿清統治者“如愿以償”的將“削發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頭的時候，滿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載：在滿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內民眾無一投降者。

這時的華夏衣冠，對于漢族人而言，何止是一種服飾，她實際已經成了民族尊嚴的象征，堅持華夏衣冠，正是民族氣節的體現。

（三）華夏精神：忠誠與責任

對民族衣冠的守護，出于對祖國的赤誠忠心，體現人民對祖國的責任。

唐朝，吐蕃占領敦煌初期，尚乞心兒強行推行蕃化政策，讓沙洲人民改易穿著、學說蕃語、赭面紋身。但是這些漢人，“沒有忘記曾是大唐的子民，他們雖身著蕃裝臣于蕃虜，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時候，都穿上中原漢人的服飾，號啕大哭，東向而拜，祭后再將漢服脫下秘密藏起。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許多落入吐蕃的漢人都未能見到敦煌重歸大唐的那一天，而當他們即將面對死亡的時候，他們總是囑咐自己的子孫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是大唐，后輩們為死去的先人穿上漢人的服色出殯入葬，使先人能夠帶著一點安慰在另一世界實現回歸大唐的夢想。”（《吐蕃在敦煌推行的改革》趙曉星，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王昭君在和番的路上，在漢胡交界之處，將漢家衣服脫下，表示其心永留祖國。

“一落蕃中四十載，遣著皮裘系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白居易《縛戎人－達窮民之情也》）

“胡雁向南飛，明妃西嫁幾時歸？胡酥入饌捐漢食，胡風中人裂漢衣。”（元·楊維楨《昭君曲》）

這時的漢家衣冠，則成了漢族人對祖國思念的寄托，這份忠心，其赤誠足可感召日月。

忠誠與責任本是相輔相成，有了對民族的忠誠，就有了民族責任感，至于那些對民族沒有責任感沒的人，自然不會有什么忠義之心。而這份忠誠與責任，在剃發易服之時，煉出一句精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清初，顧炎武很明確提出了人民對民族的責任。他的《日知錄》中寫道：“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勇，與有責焉耳矣！”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顧誠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節寫道：“滿洲貴族的入主中原則是‘被發左衽’（剃頭改制），‘亡天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應當